..续本文上一页后，再传莲池、蕅益、截流、省庵、彻悟、印光等诸师，他们都因光大净宗而被尊为净土祖师。
除此，宋朝时期修学净土法门的，并不限于净土宗的人士，例如：中兴天台的知礼「结社万人，誓取往生」；同为天台的另一要人遵式，立「晨朝十念法」；编纂净土宗文献《乐邦五类》和《乐邦遗稿》的宗晓(一一五一－一二一四)，也是天台宗人。
此时不但天台宗的祖庭宛如净土道场，即以禅宗本身，如五祖门下的弟子法持(六三五－七○二)、智诜(五三九－六一八)、宣什(生卒年不详)，以及智诜系统的处寂(六四八－七三四)、无相(六四八－七六二)、无住(七一四－七七四)，惠能门下的南阳慧忠国师(？－七七五)等人，都是「禅净一如」的行者。及至宋朝，临济宗的死心悟新(一○四四－一一一五)、北涧居简(一一六四－一二四六)；曹洞宗的真歇清了(一○八九－一一五一)等人，也都主张参禅亦得念佛。可以说，一时之间整个禅界似有被念佛席卷之势。甚至天台宗僧志盘着《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代表人物。所谓「千经万论，导归极乐」，乃至元照律师作偈「听教参禅逐外寻，未尝回首一沉吟，眼光将落前途暗，始信平生错用心」(郭朋《宋元佛教》)，都能说明当时的净宗已非单一的宗派，而是各宗各派所共信、共宗了。
由于各宗各派僧人归心净土，而使净宗达于顶盛时期，也因此导致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情形就更为白热化了。
首先，禅门倡导离语言文字，不着一法，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即提倡成佛作祖，或求开悟，应不执外修、不假外求，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即可达到目的。《坛经‧机缘品》说：「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
在禅宗的行者认为，佛性本具，无须依靠名言教相及念佛修忏，即可悟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因此讥嘲净土宗是靠「他力」的佛教，是属于老公公、老婆婆等人所修行的「钝渐法门」，不似禅宗的一超直入之「顿悟法门」为高。如《永嘉证道歌》说：「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因为禅宗主张扬眉瞬目、搬柴运水，都是禅法；《六祖坛经》更提出质疑：「此土念佛，求生西方；西方念佛，欲生何处？」因此我国初期禅宗的寺院，都只有法堂和僧舍，而无佛殿(见《禅宗全书》)；禅宗大德更有「闻念佛声，饬人以水洗禅堂」，「念佛一句，漱口三日」之说。甚至有「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以及「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等嘲讽净土之语(见《景德传灯录》)，让净土行者深深不以为然，所以也引起净土人士对禅宗提出反击。例如慈愍大师撰文，批评禅林空腹高心，执理废事(见《佛祖统记》)；认为禅宗的修行者狂妄傲慢，诃佛骂祖，偏见执着，没有宗教情操。又说禅者的修行容易走火入魔，不如净土三根普被、广大易行(见《净土全书》)；支持净土的行人，赞美念佛可以带业往生、一生成就(印光大师语)。于是禅净互相诋毁，互相批评，彼此势如水火，更加互不相容了。
其实，禅宗既然认为搬柴运水、扬眉瞬目都是禅，为什么念佛就不是禅呢？禅门说参禅时讲究心要定于一境，而净土宗如《阿弥陀经》说，念佛要一心不乱，这不就是禅的定境吗？心定于阿弥陀佛，以此为所缘境，有何不可？为何要批评呢？所以任何佛法都是佛法，都应互相包容，不要排斥，排斥则如过去的君主独裁，一心想要打倒别人，如果别人都被打倒了，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没有日用，又如何生存呢？所以禅门排斥念佛应该是不当的，念佛的人不容禅者也是不对的，禅净应该彼此相互融摄；禅净皆为我佛金口所宣、同源所流，有此认识，才合乎佛法的精神。
所幸在此一时期，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时候，永明延寿禅师(九○四－九七五)对禅净都深有体会，故而出来调和，他倡导禅净共修，不但撰着《万善同归集》，阐明见性成佛，亦得诵经，并且广作万善行门；尤其他作〈参禅念佛四料简﹀偈，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见《净土指归》)以标明「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此即永明大师「禅净共修」的具体念佛思想，也是他平生的一贯行持。
宋永明大师提倡「禅净共修」的风气，尤其《宗镜录》调和禅教学律的贡献，排除当时禅宗唯尚坐禅，而以义学为「着相」的偏见。后世诸大禅家，如天衣义怀(九八九－一○六○)着《劝修净士说》，直陈「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相国寺慧林禅剎第一祖慧林宗本(一○二○－一○九九)，晚年住平江灵光寺，闭门修禅，专力净业，他们都主张定观念佛、禅修念佛等。
其实，星云在大陆参学时期，于栖霞或焦山，每年打七皆「禅净共修」；星云来台后，约百次以上的禅七，也都是「禅净共修」，参与的信徒每次都不下千人，大家都是禅悦法喜，欢喜踊跃，所以当时就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的主张，尤其认定未来推动「人间佛教」，当以实践「禅净共修」为要务。
总之，佛法本是一体的，纵有层次上的不同，也是「归元无二路」，何必贬此褒彼呢？再说，禅门既然走寺院的路线，重在僧众行者的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则是走上社会民间，重在信众的修持，本来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各行其道才是，或者百川流归大海，同一水性，却因中国人总是好划分立场，彼此好作争论，比较来比较去，多所饶舌，因此才引出许多无谓的纷争与是非。
在佛经中有一个譬喻，师兄弟二人因为师父腿患风湿，每天分别为师父按摩双腿，因为彼此敌对，互相打断对方所按摩的腿，最后受伤害的是师父。禅净互相排斥，不但有违佛门广大、佛心无所不包的胸怀，而且正如「师父的腿」，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佛教本身。
所以，若说禅是一朵花，其实净土也是一朵花，「二花并艳」不是很好吗？「二花争艳」，皆为第一，何必互比高下？彼此相争，最后只有两败俱伤，此实不智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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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密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世俗又称密教为喇嘛教。
密教经典最早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有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等经典；西晋时，又有《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的译出。但是，直到唐朝，密教才经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天竺人)、金刚智(天竺人)、不空(师子国人)的提倡，而使密宗的灌顶传法及各种仪规，如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受到皇朝的重视，盛行一时，并且由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不老的唐玄宗之支持，蔚然成宗。
唐朝的帝王，如唐太宗晚年，仿效秦始皇、汉武帝，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法；及至后世的高宗、玄宗等诸多帝王，也因受长生之术的诱惑，而与密教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吉思汗希图统辖西藏，因此以喇嘛教为国教，许多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如元世祖忽必烈礼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成为中央统治的官员，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中国广大显宗的僧侣，受到严重的压制。及至明代，一样尊崇喇嘛，朝庭封有八大法王；乃至清朝时期，西藏四大政教领袖：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及章嘉胡图克图，再受清朝敕封。这段时期，密教与帝王、宫庭的密切关系，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宫庭密教时期」。
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于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于时君之好恶，如佛之于晋、宋、梁、陈，如黄老之于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喇嘛教盛行情况可见一般。
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
元朝著名的喇嘛，首推八思巴。忽必烈在元宪宗在位时，曾率兵进入西藏，见到七岁的八思巴纵横说法，辩才无碍。及位后，礼八思巴为国师，并「受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开下教门。」元世祖接受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并受持戒法。至元六年时(一二六九)世祖又命八思巴为蒙古制造文字，称为「八思巴文」，后封他为「DB法王」，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深远。
元朝国祚九十八年，十一位皇帝全都礼拜喇嘛为国师、帝师。每一位皇帝即位之前，均需经过拜师受戒仪式，方得登基为帝。在《辍耕录》卷二即记载着：「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之『囊达』，实此国俗然也。」
忽必烈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八思巴圆寂，元世祖下诏：「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嗣，终元世无改焉。」(见《蒙古源流笺证》卷六)于是继之有「亦邻真」、「答儿麻八剌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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