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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P5

  ..续本文上一页旨在天下八十一处地方设置放生池。严禁杀生的诏敕,沿袭到宋朝年间。

  甚至北魏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曾奏请文成帝设置「佛图户」,借着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的劳力,提供寺院作务,不仅安抚齐民之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另外并设「僧只户」,即一般百姓与俘虏每年须缴纳六十石谷子,储存于僧曹,称之为「僧只粟」,每逢饥馑,则无条件开仓赈济。

  

  从南北朝开始,寺院不但设有僧只粟,也设有寺库,贷放贫困百姓,或提供典当借银。唐朝时期,信行禅师开创无尽藏院,目的也是在救济贫民。

  

  佛教寺库制度,历经隋唐、宋朝,相当长久的时期,到了宋代称为长生库,为广大民众所利用,幅员遍布全国各地寺院,元朝时代则改称为解典库。

  

  除此之外,佛教寺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寺院学校化」。往昔,祇园精舍就是讲堂,中国古老的寺庙有法堂、藏经楼。汉唐时代,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不但举办义学,礼请名师大德教育失学的人,为国家作育英才;历代以来,寺院更是提供莘莘学子读书的最佳环境,历朝名将宿儒如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等,都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佛教提供了各种教育、文化事业、医疗救济,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主、社会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加的事业,例如:农场、工厂、公司、银行、保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就是利济群生。

  

  综观唐代的佛教,八宗鼎盛于本土,而且弘传至日、韩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日本法相宗僧,齐明天皇四年(六五八),与智达来唐,从玄奘、窥基习唯识)、玄昉(?-七四六,日本法相宗僧,大和(奈良县)人)、空海(七七四-八三五,日本真言宗开祖)、最澄(七六七-八二二,日本天台宗开祖)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唯唐末五代时,教难、兵火不断,诸宗一时顿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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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

  佛教自从经历「三武一宗」教难之后,元气大伤,尤其当中的「会昌法难」,更使佛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致使盛行于隋唐的大乘宗派日渐衰微。当中,禅宗以「不立文字」得以与「一心念佛」的净土宗并立于世,但到了五代赵宋时期,彼此相互争主,希望自宗成为佛教主流的地位。

  

  说到禅宗,从远处说,禅是从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把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见《传灯录》)。此事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有详细的记载:一日,佛陀行化至灵鹫山,时有大梵天王,为令今世、后世众生获得利益,以金婆罗华献佛,舍身为床座,恭请佛陀为众生说法。佛陀登座拈华示众,与会百万人天大众皆面面相觑,无法会意。唯有迦叶尊者当下灵犀相应,破颜而笑,于是佛陀开口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后来佛教传来中国,到了梁武帝(四六四-五四九)时,达摩(?-五三五)东来,将佛法传给「立雪断臂」的慧可(四八七-五九三),而后传僧璨(?-六○六)、道信(五八○-六五一)、弘忍(六○二-六七九),到了唐武则天(六二四-七○五)时,惠能(六三八-七一三)再将佛法传给青原行思(?-七四○)与南岳怀让(六七七-七四四)。到了这个时候,正如当初达摩预言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见《景德传灯录》)从此「一花五叶」、「五宗七派」,蔚为禅门在中国发展的盛况。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与净土同样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和与重视。弥陀净土的发源,是从印度频婆娑罗王因太子阿阇世篡逆,王被太子囚禁,皇后韦提希夫人祈请佛陀于狱中为王说法,(见《观无量寿经》),佛陀告之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得往生西方净土,此为佛陀宣说净土法门的开始。

  

  净土三经之一的《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四年(四○二)译出。在此之前,支娄迦谶在汉灵帝光和二年(一七九)译出《般舟三昧经》,净土法门开始弘传。但是净土思想真正被信仰,则是在鸠摩罗什(三四四-四一三)与宝云(三六七-四四九)、畺良耶舍(三八三-四四二)分别译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净土重要典籍之后。

  

  净土法门在东土弘传之初,只是因东晋的慧远大师(三三四-四一六)在庐山结社念佛,以求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广受民众跟随信仰。其时因当代的名流、学者,如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以及浔阳陶渊明等人的参与(见《净土圣贤录》),使净土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尤其时逢五胡十六国纷乱之世,民不聊生,人民极盼找到一个生命安全的理想归宿,因此念佛求生净土的信仰,得以与禅宗盛极一时,成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灿烂时期。

  

  后来,净土行人因慧远大师首创莲社念佛,而后至唐朝善导大师的提起,尊慧远为净土宗初祖。善导之后而承远、法照、少康等诸祖的相继弘传,至此净土在中国的发展才算真正开宗立派。

  

  由于马祖道一禅师创丛林、百丈怀海禅师立清规,从此禅宗以丛林寺院做为基地;净土莲宗则以少康大师积极推动念佛,在路上「凡是儿童念佛一句,就给一钱」,以及之前的善导大师「每念一句佛号,口出一道光明」,人称「光明和尚」,大家纷纷跟随他称名念佛,随其威德远播,在社会上、家庭里,都设立佛堂,以念佛为主,净土就此走入了民间。于是禅宗以寺院为主,净土以民间为主,禅修与净业就此形成棋鼓相当、互不相让的局面了。

  

  走上丛林寺院的禅宗,成为出家僧众修行的要道;在社会民间发展的净宗,同样的成为民间大众修学佛法的力量。本来禅宗、净宗各有其根机不同的信众,应该是互相弘扬,彼此助成才是。可惜后来造成禅净不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乘八宗历经教难与战火,到了五代宋朝时期,除了天台宗因知礼(九六○-一○二八)与遵式(九六四-一○三二)的提倡而尚留余辉之外,唯有禅宗与净宗仍然盛行,故而发生谁是主流之争。

  

  禅与净何以能在宋朝独步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禅以观心、净以念佛,二者皆不受典籍流失之影响,而且也不一定需要有寺院殿堂作为基地,山林水边皆可参禅,行住坐卧都能念佛。甚至原先标榜不立文字的禅宗,反在此时有大量的灯录,也就是公案和语录的问世,例如脍炙人口的禅宗重要文献《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录》、《嘉泰普灯录》,甚至普济禅师(一一七九-一二五三)将此五灯会归为《五灯会元》。另有智昭禅师所集《人天眼目》、宗杲禅师(一○八九-一一六三)所集《正法眼藏》,以及重显雪窦(九八○-一○五二)歌颂、克勤禅师(一○六三-一一三五)评唱、击节的《碧岩录》、《击节录》等,都是此时的著作。

  

  再者,此时禅僧辈出,例如承继五家的沩仰(沩山灵佑(七七一-八五三)与仰山慧寂(八四○-九一六))、临济(临济义玄(?-八六七))、曹洞(曹山本寂(八四○-九○一)与洞山良价(八○七-八六九))、云门(云门文偃(八六四-九四九))、法眼(法眼文益(八八五-九五八))之后,尤以临济义玄的六传弟子石霜楚圆(九八六-一○三九)门下,又发展出杨岐方会(九九六-一○四九)和黄龙慧南(一○○二-一○六九)两个支派,史称「五宗七派」。杨岐方会又传白云守端(一○二五-一○七二),之后再传五祖山的法演(?-一一○四),法演门下出「三佛」,即佛鉴慧勤(一○五九-一一一七)、佛眼清远(一○六七-一一二○)、佛果克勤(一○六三-一一三五);《碧巌录》、《击节录》就是佛果克勤所着。

  

  此外,此时士大夫以及文人学士参禅著述,蔚然成风,也助长了禅门的声势。例如《景德传灯录》由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参与刊削,《天圣广灯录》由驸马都尉李遵勖编撰。再如苏东坡的「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见《苏东坡传》);苏辙不仅广与禅师交游,而且还为禅僧语录作序;一向自诩文士的司马光,经常斋僧、诵经、追蔫祖先;被尊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宰相王安石「舍宅为寺」等等。由于士大夫、文人好禅,可以说,其时宰官身着官服,实是禅的行者;还有禅僧文学素养精湛,亦如是身着僧服的士人才子,于是禅师与文人士子之间你来我往,彼此相得益彰,平添了许多禅门的佳话。

  

  面对禅宗熠熠光辉,不可一世的局面,净土宗也不惶相让。

  

  首先是此时净土宗出了两位伟大的祖师,一个就是提倡「禅净共修」的永明延寿;永明本是禅师,因其调合禅净二宗的法执,因此奠定他日后在净土宗的地位。另一位则是被尊为净土七祖的杭州省常大师(九五九-一○二○)。

  

  省常大师七岁出家,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严谨,精通《大乘起信论》,修习天台止观法门。宋太宗淳化年间(九九○-九九四),因仰慕庐山远公遗风,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专修净业,号「白莲社」,后改为「净行社」,五代后唐的宰相王旦为社首,公卿文士预其会者,皆投诗颂,自称「净行弟子」。大师又以栴檀香木刻无量寿佛像,集众誓曰:「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往昔庐山莲社的盛况,于焉再现。

  

  省常大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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