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旨在天下八十一處地方設置放生池。嚴禁殺生的诏敕，沿襲到宋朝年間。
甚至北魏時代的沙門統昙曜，曾奏請文成帝設置「佛圖戶」，借著佛教的教化與督導，使叛亂重犯、俘虜和投降者的勞力，提供寺院作務，不僅安撫齊民之怨，也解決了國家社會的經濟問題。此一製度，實際上也是一種奴隸的解放運動。另外並設「僧只戶」，即一般百姓與俘虜每年須繳納六十石谷子，儲存于僧曹，稱之爲「僧只粟」，每逢饑馑，則無條件開倉赈濟。
從南北朝開始，寺院不但設有僧只粟，也設有寺庫，貸放貧困百姓，或提供典當借銀。唐朝時期，信行禅師開創無盡藏院，目的也是在救濟貧民。
佛教寺庫製度，曆經隋唐、宋朝，相當長久的時期，到了宋代稱爲長生庫，爲廣大民衆所利用，幅員遍布全國各地寺院，元朝時代則改稱爲解典庫。
除此之外，佛教寺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寺院學校化」。往昔，祇園精舍就是講堂，中國古老的寺廟有法堂、藏經樓。漢唐時代，佛教寺院堪稱爲當時的文化中心，不但舉辦義學，禮請名師大德教育失學的人，爲國家作育英才；曆代以來，寺院更是提供莘莘學子讀書的最佳環境，曆朝名將宿儒如範仲淹、王安石、呂蒙正等，都是在寺院裏苦讀成功的。佛教提供了各種教育、文化事業、醫療救濟，造福社會；今後只要能對國家民主、社會經濟利益、幸福快樂生活有所增加的事業，例如：農場、工廠、公司、銀行、保險、報紙、電臺、電視臺等，佛教徒都應該去做，這就是利濟群生。
綜觀唐代的佛教，八宗鼎盛于本土，而且弘傳至日、韓等國，先後有道照、智通(日本法相宗僧，齊明天皇四年(六五八)，與智達來唐，從玄奘、窺基習唯識)、玄昉(？－七四六，日本法相宗僧，大和(奈良縣)人)、空海(七七四－八叁五，日本真言宗開祖)、最澄(七六七－八二二，日本天臺宗開祖)等入唐求法，返國開創法相、律、密、天臺各宗。唯唐末五代時，教難、兵火不斷，諸宗一時頓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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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禅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
佛教自從經曆「叁武一宗」教難之後，元氣大傷，尤其當中的「會昌法難」，更使佛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致使盛行于隋唐的大乘宗派日漸衰微。當中，禅宗以「不立文字」得以與「一心念佛」的淨土宗並立于世，但到了五代趙宋時期，彼此相互爭主，希望自宗成爲佛教主流的地位。
說到禅宗，從遠處說，禅是從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把正法眼藏付囑摩诃迦葉(見《傳燈錄》)。此事在《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中有詳細的記載：一日，佛陀行化至靈鹫山，時有大梵天王，爲令今世、後世衆生獲得利益，以金婆羅華獻佛，舍身爲床座，恭請佛陀爲衆生說法。佛陀登座拈華示衆，與會百萬人天大衆皆面面相觑，無法會意。唯有迦葉尊者當下靈犀相應，破顔而笑，于是佛陀開口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
後來佛教傳來中國，到了梁武帝(四六四－五四九)時，達摩(？－五叁五)東來，將佛法傳給「立雪斷臂」的慧可(四八七－五九叁)，而後傳僧璨(？－六○六)、道信(五八○－六五一)、弘忍(六○二－六七九)，到了唐武則天(六二四－七○五)時，惠能(六叁八－七一叁)再將佛法傳給青原行思(？－七四○)與南嶽懷讓(六七七－七四四)。到了這個時候，正如當初達摩預言偈雲：「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見《景德傳燈錄》)從此「一花五葉」、「五宗七派」，蔚爲禅門在中國發展的盛況。
禅宗在中國的發展，與淨土同樣受到中國文化的融和與重視。彌陀淨土的發源，是從印度頻婆娑羅王因太子阿阇世篡逆，王被太子囚禁，皇後韋提希夫人祈請佛陀于獄中爲王說法，(見《觀無量壽經》)，佛陀告之以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即得往生西方淨土，此爲佛陀宣說淨土法門的開始。
淨土叁經之一的《阿彌陀經》，是鸠摩羅什于姚秦弘始四年(四○二)譯出。在此之前，支婁迦谶在漢靈帝光和二年(一七九)譯出《般舟叁昧經》，淨土法門開始弘傳。但是淨土思想真正被信仰，則是在鸠摩羅什(叁四四－四一叁)與寶雲(叁六七－四四九)、畺良耶舍(叁八叁－四四二)分別譯出《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等淨土重要典籍之後。
淨土法門在東土弘傳之初，只是因東晉的慧遠大師(叁叁四－四一六)在廬山結社念佛，以求生西方極樂淨土而廣受民衆跟隨信仰。其時因當代的名流、學者，如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以及浔陽陶淵明等人的參與(見《淨土聖賢錄》)，使淨土受到社會大衆的重視。尤其時逢五胡十六國紛亂之世，民不聊生，人民極盼找到一個生命安全的理想歸宿，因此念佛求生淨土的信仰，得以與禅宗盛極一時，成爲佛教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燦爛時期。
後來，淨土行人因慧遠大師首創蓮社念佛，而後至唐朝善導大師的提起，尊慧遠爲淨土宗初祖。善導之後而承遠、法照、少康等諸祖的相繼弘傳，至此淨土在中國的發展才算真正開宗立派。
由于馬祖道一禅師創叢林、百丈懷海禅師立清規，從此禅宗以叢林寺院做爲基地；淨土蓮宗則以少康大師積極推動念佛，在路上「凡是兒童念佛一句，就給一錢」，以及之前的善導大師「每念一句佛號，口出一道光明」，人稱「光明和尚」，大家紛紛跟隨他稱名念佛，隨其威德遠播，在社會上、家庭裏，都設立佛堂，以念佛爲主，淨土就此走入了民間。于是禅宗以寺院爲主，淨土以民間爲主，禅修與淨業就此形成棋鼓相當、互不相讓的局面了。
走上叢林寺院的禅宗，成爲出家僧衆修行的要道；在社會民間發展的淨宗，同樣的成爲民間大衆修學佛法的力量。本來禅宗、淨宗各有其根機不同的信衆，應該是互相弘揚，彼此助成才是。可惜後來造成禅淨不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乘八宗曆經教難與戰火，到了五代宋朝時期，除了天臺宗因知禮(九六○－一○二八)與遵式(九六四－一○叁二)的提倡而尚留余輝之外，唯有禅宗與淨宗仍然盛行，故而發生誰是主流之爭。
禅與淨何以能在宋朝獨步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禅以觀心、淨以念佛，二者皆不受典籍流失之影響，而且也不一定需要有寺院殿堂作爲基地，山林水邊皆可參禅，行住坐臥都能念佛。甚至原先標榜不立文字的禅宗，反在此時有大量的燈錄，也就是公案和語錄的問世，例如脍炙人口的禅宗重要文獻《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錄》、《嘉泰普燈錄》，甚至普濟禅師(一一七九－一二五叁)將此五燈會歸爲《五燈會元》。另有智昭禅師所集《人天眼目》、宗杲禅師(一○八九－一一六叁)所集《正法眼藏》，以及重顯雪窦(九八○－一○五二)歌頌、克勤禅師(一○六叁－一一叁五)評唱、擊節的《碧岩錄》、《擊節錄》等，都是此時的著作。
再者，此時禅僧輩出，例如承繼五家的沩仰(沩山靈佑(七七一－八五叁)與仰山慧寂(八四○－九一六))、臨濟(臨濟義玄(？－八六七))、曹洞(曹山本寂(八四○－九○一)與洞山良價(八○七－八六九))、雲門(雲門文偃(八六四－九四九))、法眼(法眼文益(八八五－九五八))之後，尤以臨濟義玄的六傳弟子石霜楚圓(九八六－一○叁九)門下，又發展出楊岐方會(九九六－一○四九)和黃龍慧南(一○○二－一○六九)兩個支派，史稱「五宗七派」。楊岐方會又傳白雲守端(一○二五－一○七二)，之後再傳五祖山的法演(？－一一○四)，法演門下出「叁佛」，即佛鑒慧勤(一○五九－一一一七)、佛眼清遠(一○六七－一一二○)、佛果克勤(一○六叁－一一叁五)；《碧巌錄》、《擊節錄》就是佛果克勤所著。
此外，此時士大夫以及文人學士參禅著述，蔚然成風，也助長了禅門的聲勢。例如《景德傳燈錄》由翰林學士楊億等人參與刊削，《天聖廣燈錄》由驸馬都尉李遵勖編撰。再如蘇東坡的「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見《蘇東坡傳》)；蘇轍不僅廣與禅師交遊，而且還爲禅僧語錄作序；一向自诩文士的司馬光，經常齋僧、誦經、追蔫祖先；被尊爲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宰相王安石「舍宅爲寺」等等。由于士大夫、文人好禅，可以說，其時宰官身著官服，實是禅的行者；還有禅僧文學素養精湛，亦如是身著僧服的士人才子，于是禅師與文人士子之間你來我往，彼此相得益彰，平添了許多禅門的佳話。
面對禅宗熠熠光輝，不可一世的局面，淨土宗也不惶相讓。
首先是此時淨土宗出了兩位偉大的祖師，一個就是提倡「禅淨共修」的永明延壽；永明本是禅師，因其調合禅淨二宗的法執，因此奠定他日後在淨土宗的地位。另一位則是被尊爲淨土七祖的杭州省常大師(九五九－一○二○)。
省常大師七歲出家，十七歲受具足戒，戒行嚴謹，精通《大乘起信論》，修習天臺止觀法門。宋太宗淳化年間(九九○－九九四)，因仰慕廬山遠公遺風，于杭州西湖昭慶寺結社專修淨業，號「白蓮社」，後改爲「淨行社」，五代後唐的宰相王旦爲社首，公卿文士預其會者，皆投詩頌，自稱「淨行弟子」。大師又以栴檀香木刻無量壽佛像，集衆誓曰：「我與一千大衆、八十比丘，始從今日，發菩提心，窮未來際，行菩薩行，願盡此報身，以生安養。」往昔廬山蓮社的盛況，于焉再現。
省常大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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