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印度新憲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導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會製度的弊端，最徹底的辦法，唯有實現佛教的四姓立等的社會，方能解救賤民階級的疾苦。于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勸導他的賤民群衆信佛，並于西元一九五五年發起佛教主義運動。
終于，在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婦，率領了他的群衆約五萬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爾市(Ｎａｇｐｕｒ)一個四十英畝大的廣場上，由印度當代最負盛名的司塔維拉法師(Ｖｅｎ Ｕ 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ａｎｉ Ｍａｈａｓｔｈａｖｉｒａ)，主持典禮，代表僧團，接受他們的集體歸依。同時歸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長尼奧基博士(Ｄｒ Ｍ Ｂ Ｎｉｙｏｇｉ)以及梅令達大學院樣長契拿司(Ｓｒｉ Ｍ Ｂ Ｃｈｉｔｎａｖｉｇ)等社會名流。
可惜，這位虔信佛教的法學博士，竟于同年的十二月間，抱病出席于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四屆大會時，在他演說之後，即與世長辭了。
但是，他對佛教經過叁十年的研究之後，所完成的一部“釋迦和他的宗教”，已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四日的“全印度佛教會議”中通過，被采用爲印度新佛教徒的聖典。可見他對印度佛教的複興運動，影響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學者的活動 佛教在印度，自從印度教複興之後，已爲印度教所吸收，他們不以佛教爲一獨立的宗派，而是將佛教與濕婆崇拜及毗紐ＦＤＦ９崇拜，視爲同一個宗教。唯在錫蘭方面，仍以巴利語聖典的傳持，維系著上座部佛教的純一的信仰。
近世以來，印度與錫蘭兩地，對于佛教雖各持不同的態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許多貢獻。唯在印度的佛教學者，因其不能將佛教置于獨立的地位，總以印度教作爲正統的思楊，所以不無缺點。然而，印度學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之方法，故能持一客觀和批判的態度來研究佛。他們研究的對象，初受錫蘭的影響，著眼于巴利語聖典；後來擴大範圍，乃以梵文及巴利文聖典爲主，作語言學及文獻學的考察，傍及哲學、考古學、曆史學和美術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設了專攻佛教學的大學和研究所，同時派遣留學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當然，印度佛教的複活，既是仰助于達磨波羅的反哺，在學術上的啓蒙，也不例外，達磨波羅的摩诃菩提協會創立之後，即有幾位印度學者，去錫蘭研究巴利語，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學的研究基礎。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爾各答創立了佛教聖典協會(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此之前，則有彌多羅(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Ｌ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１８２４—１８９２)、斯脫利(Ｈａｒａ Ｐｒａｒａｄａ ｓａｓｔｒｉ，１８５３—１９３１)和達斯(Ｓａｒａｔ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Ｄａｓ ？—１９１７)叁人，爲近世印度佛教學的草創者。彌多羅著有尼泊爾佛教目錄(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ｐａｌ，１８８２)，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頌般若”的校訂版。斯脫曾協助彌多羅對于尼泊爾佛教文獻的整理，後來則親自到尼泊爾作了兩次尋訪佛典的寫本，並且校訂了“不二金剛集”(Ａｄｖａｙａｖａｊｒａｓａｍｇｒａｈａ，Ｇ Ｏ Ｓ，１９２７)。達斯乃爲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驅，他進入西藏，踏訪藏文佛典，並對喇嘛教進行調查的結果，除了撰寫報告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ｎｏｗ，(１８９３年)等之外，又于一九八年校訂了西藏語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樹”，一九二年則著成“藏英辭典”。
以上叁人，也可算是“佛教聖典協會”的先驅者。此後，該會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報，校訂原典，釋譯和出版，與孟加拉亞洲協會(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１７８４)合作，成爲印度學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達斯的弟子韋提耶勃莎(Ｓａｔｉｓ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Ｖｉｄｙａｄｈｕｓａｎａ，？—１９２０)，他曾協助達斯，擔任佛教聖典協會的事務。他初學于加爾各答大學，後至錫蘭研究巴利語佛教，歸國後便任加爾各答大學的校長，他的專長是印度論理學，著有“印度論理學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１９２２)等，乃爲研究因明學的基礎書。他的繼承者是白羅亞(Ｂｅｎｉ Ｍａｄｈａｂ Ｂａｒｕａ，？—１９４８)，擔任加爾各答大學巴利語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曆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學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２１)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論書。
同在加爾各答大學內的印度佛教學者，尚有巴他茶利耶(Ｖｉｄｈｕｓｈｅｋａｒ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ａｙ與Ｂ·Ｃ·勞(Ｂｉｍａｌ Ｃｈｕｒｎ Ｌａｗ)兩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獻爲主，後者則爲巴利文文獻的大師。
巴他茶利耶曾于西元一九叁一年，將龍樹的“大乘二十論”及提婆的“四百論”由藏文還元爲梵文，一九二七年則將“因明入正理論”譯爲印度文，並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１９３２)，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訂“瑜伽師地論”的梵本中。
Ｂ·Ｃ·勞的學術領域很廣，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對于佛教史、社會學、地理學、民族學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達五十冊，乃爲近世印度學者之中著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羅亞的後繼者，他的主要著述有巴利語聖典的校訂、英譯和傳記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獻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３)、“古代印度之種族”(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１９４３)等。
同爲白羅亞的弟子，尚有達脫教授(Ｎａｒｒｉｎａｋｓｈａ Ｄｕｔｔ)，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諸相及與小乘的關系”(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ｈａｙａｎ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ｎａｙａｎａ，１９３０)，“初期佛教的教團”(Ｅａｒ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ａｃｈｉｓｍ，１９４１)，但他主要的特長在于梵文佛教，故于一九叁四年校訂了“二萬五千頌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訂了“法華經”出版，此後繼續校訂含有“根本說一切部毗奈耶”及“叁昧王經”的“吉特寫本集”，當他在加爾各答大學退休之後，即任孟加拉亞洲協會的會長等職。
由于以上諸位大學者的薰陶之下，加爾各答大學的佛教學者輩出，俨然形成了一個加爾各答佛教學派。其中包括現任那蘭陀大學巴利文研究所所長馬克爾傑(Ｓａｔｋａｒｉ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ｌｕｘ，１９３６)；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卻(Ｐ．Ｃ．Ｂａｇｃｈｉ)，乃是著名的中央亞細亞考古學者；麥琴達爾(Ｒ．Ｃ．Ｍａｊｕｍｄａｒ)是專功東南亞這所佛教史的學者。
與加爾各答大學同爲佛教學研究之中心的，則爲維濕瓦巴拉迪大學(Ｖｉｓｖａ Ｂｈａｒａｔｉ)，大學的特色，是以梵文與漢文佛典的研究爲主。在巴咯卻教授擔任副校長期間，出有“二種梵漢語彙”(Ｄｅｕｘ ｌｅｘｉｑｕｅｓ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國的佛教聖典”(Ｌｅ Ｃａｎｏｎ ｂｏｕｄｄｈｉｑｕ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１９２７，１９３８)。另有薩斯特利教授(Ｎ．Ａｉｙａｓｗａｍｉ Ｓａｓｔｒｉ)，將漢文的“觀所緣論”、“稻芊經”、“大乘掌珍論”、“十二門論”等還元爲梵文。Ｓａｎｔｉ Ｂｈｉｋｓｕ Ｓａｓｔｒｉ則將“發菩提心經”、“發智論”等還譯爲梵文。摩克波提耶(Ｓ．Ｋ．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教授校訂了“叁無性論”及“金剛針論”等書。帕羅塘(Ｐｒａｌｈａｄｐｒａｄｈａｎ)教授校訂了“阿毗達磨集論”，于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诃菩提協會，在鹿野苑設立出版社，將巴利語聖典，譯成印度方言出版，該會僧侶會員的攝化對象，多爲印度人及歐洲人，因其不乏飽學的比丘。
現在佛陀的祖國，已有幾所研究佛學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Ｋａｓｈｉ Ｐｒａｓａｄ Ｊａｙａｓｗ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那蘭陀的巴利文研究所(Ｎａｌａｎｄａ Ｐａｌ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學等。
總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學的風氣，已不寂寞，並已有了相當的成就。(以上取材于日文“近代佛教講座”(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六頁)。
教團的概況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雖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攝化方面，卻尚不夠理想。也就是說，知識的或學問的佛教，固然已經在上層結構的大學裏生根滋長；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還未能夠滲入印度人的社會，更未能夠普及民間，縱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卻不是真正的佛教。據朱斐的“空中行腳”叁十七頁說：除了印度僧伽，現在錫蘭僧十五人、緬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國及泰國僧各十人，信徒僅得四百萬人。又據查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彌約二十多人，能夠宏法的比丘，僅叁四人而已。這以印度人口的比率來說，實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築，現有印度的、錫蘭的、緬甸的、日本的、泰國的和西藏的。我國則有李俊承居士捐資、德玉法師督建于鹿野苑的中華佛寺，由果蓮比丘尼建于拘屍那釋尊涅槃處的極樂寺，由永虔法師建于佛陀伽耶的大覺寺，由仁證法師建于舍衛國的華光寺，由福金喇嘛建于那蘭陀的中華佛寺。
正由于佛教的教團，在印度尚極脆弱，目前急須展開佛教信仰的複興運動，印度政府也有意協助。只是宏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國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爲複興印度的佛教而獻身。
本書選自《世界佛教通史》的上部，即《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聖嚴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