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印度新宪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导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会制度的弊端，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实现佛教的四姓立等的社会，方能解救贱民阶级的疾苦。于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劝导他的贱民群众信佛，并于西元一九五五年发起佛教主义运动。
终于，在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妇，率领了他的群众约五万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尔市(Ｎａｇｐｕｒ)一个四十英亩大的广场上，由印度当代最负盛名的司塔维拉法师(Ｖｅｎ Ｕ 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ａｎｉ Ｍａｈａｓｔｈａｖｉｒａ)，主持典礼，代表僧团，接受他们的集体归依。同时归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长尼奥基博士(Ｄｒ Ｍ Ｂ Ｎｉｙｏｇｉ)以及梅令达大学院样长契拿司(Ｓｒｉ Ｍ Ｂ Ｃｈｉｔｎａｖｉｇ)等社会名流。
可惜，这位虔信佛教的法学博士，竟于同年的十二月间，抱病出席于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四届大会时，在他演说之后，即与世长辞了。
但是，他对佛教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之后，所完成的一部“释迦和他的宗教”，已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四日的“全印度佛教会议”中通过，被采用为印度新佛教徒的圣典。可见他对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影响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学者的活动 佛教在印度，自从印度教复兴之后，已为印度教所吸收，他们不以佛教为一独立的宗派，而是将佛教与湿婆崇拜及毗纽ＦＤＦ９崇拜，视为同一个宗教。唯在锡兰方面，仍以巴利语圣典的传持，维系着上座部佛教的纯一的信仰。
近世以来，印度与锡兰两地，对于佛教虽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许多贡献。唯在印度的佛教学者，因其不能将佛教置于独立的地位，总以印度教作为正统的思杨，所以不无缺点。然而，印度学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之方法，故能持一客观和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佛。他们研究的对象，初受锡兰的影响，着眼于巴利语圣典；后来扩大范围，乃以梵文及巴利文圣典为主，作语言学及文献学的考察，傍及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设了专攻佛教学的大学和研究所，同时派遣留学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当然，印度佛教的复活，既是仰助于达磨波罗的反哺，在学术上的启蒙，也不例外，达磨波罗的摩诃菩提协会创立之后，即有几位印度学者，去锡兰研究巴利语，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学的研究基础。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佛教圣典协会(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此之前，则有弥多罗(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Ｌ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１８２４—１８９２)、斯脱利(Ｈａｒａ Ｐｒａｒａｄａ ｓａｓｔｒｉ，１８５３—１９３１)和达斯(Ｓａｒａｔ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Ｄａｓ ？—１９１７)三人，为近世印度佛教学的草创者。弥多罗著有尼泊尔佛教目录(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ｐａｌ，１８８２)，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颂般若”的校订版。斯脱曾协助弥多罗对于尼泊尔佛教文献的整理，后来则亲自到尼泊尔作了两次寻访佛典的写本，并且校订了“不二金刚集”(Ａｄｖａｙａｖａｊｒａｓａｍｇｒａｈａ，Ｇ Ｏ Ｓ，１９２７)。达斯乃为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驱，他进入西藏，踏访藏文佛典，并对喇嘛教进行调查的结果，除了撰写报告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ｎｏｗ，(１８９３年)等之外，又于一九八年校订了西藏语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树”，一九二年则著成“藏英辞典”。
以上三人，也可算是“佛教圣典协会”的先驱者。此后，该会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报，校订原典，释译和出版，与孟加拉亚洲协会(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１７８４)合作，成为印度学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达斯的弟子韦提耶勃莎(Ｓａｔｉｓ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Ｖｉｄｙａｄｈｕｓａｎａ，？—１９２０)，他曾协助达斯，担任佛教圣典协会的事务。他初学于加尔各答大学，后至锡兰研究巴利语佛教，归国后便任加尔各答大学的校长，他的专长是印度论理学，著有“印度论理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１９２２)等，乃为研究因明学的基础书。他的继承者是白罗亚(Ｂｅｎｉ Ｍａｄｈａｂ Ｂａｒｕａ，？—１９４８)，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历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２１)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论书。
同在加尔各答大学内的印度佛教学者，尚有巴他茶利耶(Ｖｉｄｈｕｓｈｅｋａｒ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ａｙ与Ｂ·Ｃ·劳(Ｂｉｍａｌ Ｃｈｕｒｎ Ｌａｗ)两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献为主，后者则为巴利文文献的大师。
巴他茶利耶曾于西元一九三一年，将龙树的“大乘二十论”及提婆的“四百论”由藏文还元为梵文，一九二七年则将“因明入正理论”译为印度文，并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１９３２)，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订“瑜伽师地论”的梵本中。
Ｂ·Ｃ·劳的学术领域很广，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对于佛教史、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达五十册，乃为近世印度学者之中著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罗亚的后继者，他的主要著述有巴利语圣典的校订、英译和传记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献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３)、“古代印度之种族”(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１９４３)等。
同为白罗亚的弟子，尚有达脱教授(Ｎａｒｒｉｎａｋｓｈａ Ｄｕｔｔ)，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诸相及与小乘的关系”(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ｈａｙａｎ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ｎａｙａｎａ，１９３０)，“初期佛教的教团”(Ｅａｒ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ａｃｈｉｓｍ，１９４１)，但他主要的特长在于梵文佛教，故于一九三四年校订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订了“法华经”出版，此后继续校订含有“根本说一切部毗奈耶”及“三昧王经”的“吉特写本集”，当他在加尔各答大学退休之后，即任孟加拉亚洲协会的会长等职。
由于以上诸位大学者的薰陶之下，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辈出，俨然形成了一个加尔各答佛教学派。其中包括现任那兰陀大学巴利文研究所所长马克尔杰(Ｓａｔｋａｒｉ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ｌｕｘ，１９３６)；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却(Ｐ．Ｃ．Ｂａｇｃｈｉ)，乃是著名的中央亚细亚考古学者；麦琴达尔(Ｒ．Ｃ．Ｍａｊｕｍｄａｒ)是专功东南亚这所佛教史的学者。
与加尔各答大学同为佛教学研究之中心的，则为维湿瓦巴拉迪大学(Ｖｉｓｖａ Ｂｈａｒａｔｉ)，大学的特色，是以梵文与汉文佛典的研究为主。在巴咯却教授担任副校长期间，出有“二种梵汉语汇”(Ｄｅｕｘ ｌｅｘｉｑｕｅｓ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国的佛教圣典”(Ｌｅ Ｃａｎｏｎ ｂｏｕｄｄｈｉｑｕ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１９２７，１９３８)。另有萨斯特利教授(Ｎ．Ａｉｙａｓｗａｍｉ Ｓａｓｔｒｉ)，将汉文的“观所缘论”、“稻芊经”、“大乘掌珍论”、“十二门论”等还元为梵文。Ｓａｎｔｉ Ｂｈｉｋｓｕ Ｓａｓｔｒｉ则将“发菩提心经”、“发智论”等还译为梵文。摩克波提耶(Ｓ．Ｋ．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教授校订了“三无性论”及“金刚针论”等书。帕罗塘(Ｐｒａｌｈａｄｐｒａｄｈａｎ)教授校订了“阿毗达磨集论”，于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诃菩提协会，在鹿野苑设立出版社，将巴利语圣典，译成印度方言出版，该会僧侣会员的摄化对象，多为印度人及欧洲人，因其不乏饱学的比丘。
现在佛陀的祖国，已有几所研究佛学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Ｋａｓｈｉ Ｐｒａｓａｄ Ｊａｙａｓｗ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那兰陀的巴利文研究所(Ｎａｌａｎｄａ Ｐａｌ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学等。
总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学的风气，已不寂寞，并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以上取材于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六页)。
教团的概况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虽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摄化方面，却尚不够理想。也就是说，知识的或学问的佛教，固然已经在上层结构的大学里生根滋长；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还未能够渗入印度人的社会，更未能够普及民间，纵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却不是真正的佛教。据朱斐的“空中行脚”三十七页说：除了印度僧伽，现在锡兰僧十五人、缅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国及泰国僧各十人，信徒仅得四百万人。又据查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弥约二十多人，能够宏法的比丘，仅三四人而已。这以印度人口的比率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筑，现有印度的、锡兰的、缅甸的、日本的、泰国的和西藏的。我国则有李俊承居士捐资、德玉法师督建于鹿野苑的中华佛寺，由果莲比丘尼建于拘尸那释尊涅槃处的极乐寺，由永虔法师建于佛陀伽耶的大觉寺，由仁证法师建于舍卫国的华光寺，由福金喇嘛建于那兰陀的中华佛寺。
正由于佛教的教团，在印度尚极脆弱，目前急须展开佛教信仰的复兴运动，印度政府也有意协助。只是宏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为复兴印度的佛教而献身。
本书选自《世界佛教通史》的上部，即《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圣严法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