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知所雲”!
正文 一、人生路(5)
又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故鄉”。這種淺顯易懂的題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關,加上我讀過一些文學小說,懂得怎麼樣形容故鄉,所以就寫道:“我的故鄉有彎彎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橋,兩岸翠綠的楊柳低垂。每當黃昏落日余晖下,農舍的屋頂炊煙袅袅升起……”老師又給我批語:“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這一看就很明白,老師認爲這篇文章是我抄襲而來,不是自己所作。
寫得好,是抄襲而來;寫得不好,是不知所雲。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轉化,沒有輕易被摧殘、打倒,所以後來我一直主張,對青年學子要用愛的教育,要鼓勵他上進。所謂“良言一句叁冬暖”,老師的一句話,一點鼓勵,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可是對一位青年學子而言,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是多麼需要師長大人的鼓勵啊!
不過,在我人生的學習之路上,也遇到過很多好的老師。十八歲我升學上焦山佛學院,有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薛劍園教授,爲我們上文學課程,還有思想開放的聖璞法師,指導我們的國學。另外還有芝峰法師、大醒法師、圓湛法師、戒如學長、普蓮學長,尤其在家的教授爲數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經不複記憶了。
這麼多年輕優秀的師長,爲我們教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我一時只覺心開意解,世間學問向我蜂擁而來。我忽然思想大開,進步神速,所以就不斷向江蘇省鎮江的各大報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詩,有散文,有語體文,不但皆被錄取,後來他們竟然還要請我當副刊編輯。這對一個沒有進過正式學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樂,也是最短暫的一段學習過程了。
二十歲那年冬天,我離開了焦山佛學院,就此結束了我十年的學習生涯,接著就邁入了我人生另一個十年的參學時期了。
離開焦山佛學院以後,我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就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可惜因爲時局動蕩,國共戰爭開始,已經不容許自己有所作爲了。因此在得到家師志開上人允許下,只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其他東西一概舍棄,贈送給同學智勇等親友,我率領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臺灣。
正文 一、人生路(6)
初到臺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爲過。所幸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爲我保證,辦理戶口,才得以留臺。當然,更要感謝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單,才能免于流離失所之苦。在當時,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後曾經拜訪過慈航法師,聽過道源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也曾和大醒法師長談,並且幫他擔任“臺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乃至和東初法師講說佛教的未來,同時幫他主編《人生雜志》。
我也曾經親近過章嘉活佛,尤其印順長老初到臺灣時,駐錫在我教書的“臺灣佛教講習會”,因此得以朝夕親近請教。我對于長老治學的嚴謹,思想理路之通達,無限欽佩。
記得那個時候,承慈航法師送我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以及印順法師的著作。另外,我也擁有《印光大師文鈔》《虛雲老和尚法彙》、圓瑛法師的著作,還有一套《胡適文存》,等等。我坐擁書城,面聆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這十年中,真是其樂無比。
我除了參學、教學以外,偶爾也在報章雜志寫些護教的文章。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承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從臺北親臨圓光寺給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覺生月刊》上寫給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導致他把《覺生月刊》停刊,另創《菩提樹雜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我感歎自己只是在佛教裏生事,對佛教沒有真正的貢獻。所幸章嘉活佛護衛我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但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同時也不想連累容我挂單的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以就設法到了山後交通不甚方便的宜蘭,一方面韬光養晦,一方面在那裏實踐我對佛教新教團的設立,就類似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從此我告別了十年的參學期,開始邁入另一個以文學弘法的十年了。
正文 一、人生路(7)
我在宜蘭,最初成立念佛會、歌詠隊、學生會、文藝寫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記在案的光華文理補習班,我創辦幼兒園,也成立幼教師資訓練班。我把宜蘭市四十八個村,用佛教的義理,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淨班、慈悲班……四十八個班,每班選出一個班長,有系統、有組織地弘揚佛法。
雖然一下子辦了這麼多活動,但我並不會太忙碌,因爲歌詠隊有楊勇溥老師幫我教授,太極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叁十人聯合起來都不是對手的熊養和老先生幫我指導。另外還有宜蘭中學、蘭陽女中的多位老師幫忙領導各種社團。
我在忙碌之余還能抽空撰寫文章,我的《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蘭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釋迦牟尼佛傳》和《十大弟子傳》,我都是用文學的筆調撰寫,尤其《釋迦牟尼佛傳》,曾由“監察委員”遊娟女士編成連續劇,在臺視八點檔期播出;也曾拍成電影,在金國戲院上映。《玉琳國師》更加發揮威力,曾被空軍廣播電臺列爲小說選播,也拍成電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編成電視劇《再世情緣》,在電視臺連續播出一個多月。
我在這個時候,鼓勵慈莊、慈惠、慈容等人,在臺北叁重開設“佛教文化服務處”,除爲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務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衆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說選集,如唱片的發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講演之余,努力撰寫文藝作品,尤其作了許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樹》《鍾聲》《佛化婚禮祝歌》等。通過雷音寺歌詠隊隊員的演唱,甚至編成舞臺劇,在臺灣各地表演,一時造成轟動。但這也引起傳統佛教人士對我的不滿,認爲我荒腔走板,怎麼佛教還唱起歌來,真是大逆不道,這不是要滅亡佛教嗎?
但是佛教並沒有因爲唱歌而給唱完了,反而在幾十年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惠法師主辦的“人間音緣”,每年都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集合在臺北唱歌弘法,可見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沒有傷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優秀的青年進入佛教,對于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很大的作用。
正文 一、人生路(8)
我在宜蘭弘法十多年後,一九六四年時年叁十八歲,先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接著購買了大樹鄉麻竹園五十多公頃的土地,就此開創佛光山,想爲佛教創造曆史,開創佛教的另一個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建設,初意是想設立佛教學院,爲佛教培養弘法人才。後來基于發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辦道以外,並且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諸如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以及幼兒園、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的設立等。
初建佛光山時,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爲佛教創造曆史的階段,于是爲佛光山訂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養人才;二、以文化弘揚佛法;叁、以慈善福利社會;四、以共修淨化人心。
我同時也爲隨從的弟子們,製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我希望他們能在工作生活中,確實奉行“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的原則。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漸加以實現,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所謂“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四十到五十歲的十年之間,因爲是佛光山開山初期,點點滴滴,只要是善舉,我從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甚至後來相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真的都是“以無爲有”,正如《般若心經》所謂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爲了“以教育培養人才”,我創辦佛教學院,聘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淮、唐亦男老師等人,到佛學院教授《老子》《莊子》,啓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乃至牟宗叁、唐君毅,甚至韓國的金知見,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請他們講學。
另外,爲了帶動佛教文化,我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林海音、高陽、司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爲很好的文友,甚至劉枋女士還曾在佛光山長住過一段時間。
我對一些學術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注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同時還邀請大陸學者王志遠、賴永海、方立天、樓宇烈、王堯、楊曾文、王雷泉、陳兵、方廣锠、程恭讓等人,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正文 一、人生路(9)
我主辦各種學術會議,出版《佛光學報》,後來又發行《普門學報》等。盡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爲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准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臺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佛教界也沒有人要打倒它們,爲什麼我爲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當時我要召開“世界漢藏佛教會議”,因爲我獲選爲“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召開這樣的會議有義不容辭的正當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參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經常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情,想到可憐的佛教,就只剩這麼一點生機在苟延殘喘,難道我們不能愛惜它、維護它嗎?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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