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京擔任華藏寺住持。直到二十叁歲那年，我率領了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正文 叁、關鍵時刻(4)

　　當時我剛接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同學智勇法師自告奮勇，要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因爲當時各地戰俘、傷兵衆多，死難的軍民亟需救助。初時我並未動心想要參與，但在籌備兩個月後，他們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組織僧侶救護隊前往臺灣了。

　　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智勇法師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禀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開上人，說我有意到臺灣。師父即刻贊成，並且叫來人帶回十二塊銀元，以壯成行之志。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臺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臺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所倉庫裏。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臺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臺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爲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悭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爲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于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臺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坜圓光寺，後來挂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志》，以及爲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余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布教。

　　正文 叁、關鍵時刻(5)

　　我于一九五叁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臺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衆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臺北弘法十余年，感覺在臺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爲這裏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爲了跟大家合作，爲了看得起大家，更爲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裏。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爲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高雄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衆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

　　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爲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正文 叁、關鍵時刻(6)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爲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裏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叁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于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余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爲“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爲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志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衆，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是因爲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爲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爲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于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爲“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爲“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正文 叁、關鍵時刻(7)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系，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象，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叁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叁條深溝裏，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頃，但是因爲經年累月遭受雨水沖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後我又陸續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後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爲經費拮據，記得建設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衆過堂吃飯之用，但是限于經費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節省經費。

　　當八尺高的牆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叫吳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獻新臺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爲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做好了，怎麼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麼關系，就在窗戶的上面，再加設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兩層窗戶，這在建築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爲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爲“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數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衆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設之初，統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虹牌油漆的張添永夫婦，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政部”部長徐慶鍾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衆、遊客，超過十萬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便獲得海內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天的護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叁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正文 叁、關鍵時刻(8)

　　佛光山開山後，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我宣布退位，經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産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範。那年我五十九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裏，自從懂事以來，曾經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爲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爲職志，所以對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十年，雖然雷音寺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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