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盡量地遠離寺院行政，但後來爲了發展佛教事業，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點，因此不得已才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劃、監管，以及經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的成果，可以做一個交代時，我想到，爲什麼不培養後代弟子來繼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布消息以後，意外地接到“總統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爲“傳位”，因爲有影射蔣經國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後來改爲“傳法”。

　　由于當時電視臺的采訪，報章雜志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道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爲佛教和臺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劃地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臺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也都在位二叁十年了，因爲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于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爲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正文 叁、關鍵時刻(9)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爲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爲傳播佛法，這也是爲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産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爲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叁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除創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爲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余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于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曆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正文 叁、關鍵時刻(10)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矶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裏，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禅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只是由于政治上的臺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臺灣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邀請時任“內政部”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遊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舉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矶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總統裏根親自電函祝賀，臺灣“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總統先諾勒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後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悉尼、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叁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後，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我也經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會、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個協會，數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道場，總數在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蔚爲風氣。

　　爲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志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之後，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的裏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後，雖然兩袖清風，口袋裏除了裝些衛生紙，再有的就是一雙芒鞋、一身袈裟，我靠著徒衆爲我購買飛機票，開始雲遊世界，到處講經說法，開始了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正文 叁、關鍵時刻(11)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爲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其實，從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來，除了前面提及的幾個重大因緣轉折，成爲我人生的“關鍵時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對我的人生關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弘法布教，當時獄方就有意要請我當正式的教誨師，並說要替我向上級呈報。但是我認爲當一名教誨師，是爲社會服務，是要做衆生的義工，如果把它當成職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當時並沒有應允。

　　另外，臺北“中央廣播電臺”也曾有意請我專職爲他們撰寫廣播稿，然而我甯可免費爲佛教的雜志撰文，也不願意一篇一百元地爲了稿費而賣文維生。甚至臺北《自由青年》雜志社的秦江潮社長，因爲讀了我撰寫的一篇《茶花再開的時候》，特地親到中坜，邀請我到臺北擔任編輯，我也斷然婉謝，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麼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個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龍寺要請我擔任住持，由于當時慈航法師告訴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後才正式晉山當住持。我當即回絕，因爲我不想當個小媳婦。

　　乃至初到臺灣時，至少有叁十所大小寺院，先後都想請我前去負責領導。但是在佛光山開山之前，我立志不擔任住持。建設佛光山以後，我規定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場，從來沒有産權糾紛的問題發生，自然也就不會橫生枝節而造成無謂的困擾。

　　另外，長期以來在臺灣地區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單位、團體，先後邀請我前往從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爲“中國佛教會”工作，偏偏沒有這個機會。不過雖然“事與願違”，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我認爲重要的是“非義不取”、“非禮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時空上的，都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有時因緣指導我們，但是性格也會影響我們。有的關鍵時刻，因緣稍有錯失，對未來就是彌補不了的遺憾。

　　正文 叁、關鍵時刻(12)

　　人生的關鍵時刻，不只是事業的轉換，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緣，我想內在的起心動念，對人生、社會，都有重大影響。我一生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以外，我的思想、觀念、精神、習慣等內在的因素，也都影響了我的人生，成爲關鍵時刻，例如：

　　第一，正確的觀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衆爲我、以團體爲依歸、以別人的需要爲需要”。例如，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到某一個地方去，也從未一個人居住在哪個房子裏。幾十年的歲月，我都活在“大衆”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裏，都是一群人跟著我，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們當成是老板、上司、領導，他們都是我的師友，我的助緣，我的眼耳鼻舌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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