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政治 ?
羅睺羅法師 著
林武瑞 譯 蔡心淑 譯
比丘不得參予政治活動的觀念,最近在錫蘭某些人士當中頗爲盛行。這種態度,來自于對政治缺乏了解和尊重。而更可悲的是,不只一般公民,連某些政府首長和民意代表,似乎也不了解政治的意義。在這個國家的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對政治意義如此陌生而無知。
英文單字 politics(政治學)和錫蘭文dewapalana目前的用法,已超出它們在語源學上的原義,它涵蓋的範疇相當廣,在現今字典上的定義是不夠的,因其解釋是經過濃縮的。政治學是一門高度發展的科學,它有不同的分枝和流派。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提到,對某些人而言,政治是低級、龌龈的行業,凡是品性良好、心智高尚、虔誠的人不應該去碰它;它是不誠實、奸詐、狡滑的職業。
和瓊森博士(Dr. Johnnson 1709-1784)同時代的約翰‧韋克(John Wilkes),曾在《北布列頓報》(North Briton)發表一篇有關女人的猥亵文章。他因此而聲名狼藉,法院並判他去坐牢。但是後來他大肆鼓吹愛國主義,以愛國家和愛民族的情懷爲訴求策略,五度當選爲國會議員。以擅長調侃和諷刺聞名的瓊森博士在談起約翰.韋克時說:「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庇難所。」這絕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腳注。它只是犧牲某一特定人物作爲諷刺的對象。
和前面所講情形很類似的,某些人們也把政治說成「無賴最後的庇難所」。因爲某些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其所做所爲造成人們極大的誤解。他們的作爲像:賄賂選民,選舉期間雇用流氓恐嚇騷擾,甚至暗殺無辜選民,以及在國會裏賄賂,偏袒親族和做出種種不負責任的行爲。這一切導致政治被視爲「無賴的最後庇難所」。另一個類似情形是,由于選舉期間的暴力和爭吵,很多人們在寫作及交談時,會把某件事情以「政治競技場」來形容。根據某些教內長老們的觀點,政治是「偷竊」和「欺騙」的行爲。
「政治」這個名詞之所以引來咒罵,並不是它本身就龌龊、無恥,而是從事政治的人做出種種肮髒的事。
一般的人把「政治」想成一群酗酒的人,出售選票換取幾盧比(注:錫蘭的貨幣單位)。而在某些教內長老以及報社編輯口中,政治只不過是爭取贏得國會的一個席位罷了。這種幼稚的講法,僅于最近才有所傳聞。人們對政治既有此概念,那麼它只局限在贏取一個席位也不足爲奇了。
Malvatta Chapter的長老宣稱,錫蘭政治人物可分成一、二、叁流,他們分別是:鄉鎮代表、都市自治委員和國會議員。蕭伯納(Bernard Shaw)說:「但是國會議員和地方自治代表並不涵括所有的政治層面。」
甘地(Mahatma Gandhi)是世界聞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家。但他從來不曾在任何立法委員的選舉中競選過一個席位。他所做的只是領導印度贏得獨立自由,以及改善國家人民的生活。他爲了達到這個理想,日夜辛苦奔波,犧牲個人的一切。當然,若根據政治評論家的標准,他不是能被視爲一個政治家的。
依據佛法,政治是一項爲了謀求他人福祉的高尚職業,它是「國王十事法」中的一項。從事政治的人必須具備「四種慈悲」。且依佛法來說,政治是「正命」。出家人在宗教儀式的結尾,都會祈頌國泰民安、政治清明。
政治與生活結合,也與宗教結合。兩者從未分開過。宗教之于政治,正如心靈之于肉體。沒有宗教的政治是罪惡的。這裏所指的宗教,不是指任何已成立、有組織的宗教外在儀式,而是指透過慈悲、智慧所熏陶、培養出來的道德和精神修養。政治的運作,由那些缺乏崇高理想和良好品德的人來主持,只會爲世界散布災難,而不會爲人類帶來安樂。
公元前叁世紀的阿育王,在佛教的教義和理想指導下,建立了一個完善的國家。大史中記載,類似的王朝也多次出現錫蘭曆史上。
Manusmrti 說國王治理國家,其職責是要保護人民,不是去壓迫人民。
于此不再重述引證,甘地在他的著作和演講中所強調的,政治不能和道德、正義分開;它必須被視爲一項崇高的宗教行持,且以宗教的心情去實踐它。它必須清除像現在參予政治的人那些僞善、自私自利的汙垢,它應該是品格良好、氣度寬宏人士的事業。他並且說,他之所以投入政治,是來自于對宗教的虔誠奉獻
。詩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曾質疑:「政治和宗教不是一體的兩面嗎?」二十叁世紀以前,亞裏士多德(Aristotle)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一個有良知、有責任感、能分別善惡的人,一個生活在組織化社會的人,不可能過著不參予政治的生活。像教育、生活的規範、打擊犯罪、道德、衛生、健康、農業和工業、郊區的發展、食物、衣服、住宅、交通、貿易、商業以及其它上百個與人類社會有關的大大小小問題都包括在政治裏面。
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霍伯浩斯(Dr. Hobhouse)博士說:「就各種立場而言,人們都同意,貧窮問題、教育問題、身心問題,以及道德倫理都不只是個人的問題....也同樣是社會大衆和政府的事情。」政治的功能就是公正和公平地處理這些問題,以符合多數群衆的利益。
底爾斯裏.彭恩(Delisle Burns)說:「政治是研究個人和群體之間的關系。」他又以不同的方式闡釋同樣的理念:「就最普遍的意義而言,政治是處理文明社會裏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蕭伯納在以下的談話,把政治是純粹的一種社會生活的科學解釋得更清楚。他說:「人們以爲政治是生活以外的東西,其實政治若不是社會生活的科學,它就空無一物。」
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說:「政治是規範人類行爲方法。」
亞裏士多德說,政治的目的是在爲絕大多數人謀求最高的福利,他又說:
「每一個國家都是某種性質的團體,而每個團體是建立在向善的目標,因爲人類的行爲都是爲了獲得他們認爲美好的事物。但若所有的團體都有共同良善的目標,而國家或政治團體是所有這些團體當中最高層次的,並且涵蓋了它們,那麼它比任何其它的團體都要朝向更高層次的善,以及朝向最大的福祉。」
于此再引述拉斯基的說法:「國家是一群人的集合團體,他們彼此促進共同生活的安樂。而這個團體(指國家)和其它團體之間的差別是,它的成員都必須且有義務加入促進共同生活安樂的行列,甚至有時候用強製的方式,安求其成員達成目標。拉斯基進一步說:「它的目標乃是由其成員來判定,而出自人們的心靈和思想,由大家一致認定這個目標所提供的,將有助于他們的安樂……。」
底爾斯裏.彭恩說:「……政治思想家的利益,是維護和促進文明的生活……政治活動是由一批人去從事使人類生活更美好的活動,像促進文明、物質、智慧和情感的進步。」
從這些政治學權威們對政治的各種批注,以及古代哲人們對它的看法,我們可明白地了解政治絕不是「欺騙」,也不是「競技場」,更不是「無賴的最後庇難所」。相反地,它是一項爲了全人類福祉的高尚職業,是品性純潔、道德崇高、足爲衆人楷模的人所追求的目標。簡單地說,政治包括像教育、道德、健康、衛生、社會和經濟秩序等事務,這些事務對于此時、此地以及往後人類的幸福都是必要而且有幫助的。
現在來探討,爲什麼有些人認爲,政治這一項爲人類福祉而奉獻的崇高職業,是不值得比丘去參予的。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人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其中一項原因,是對政治、佛法,以及比丘生活的誤解。他們認爲比丘不須參予任何對人類的進步和幸福有關的活動;比丘該離群索居,享用人們的供養,不必去關心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只追求他們本身的解脫——一種極爲自私和以自我爲中心的生活!對佛法和比丘生活而言,這的確是一項極大的誤解。它完全忽視偉大崇高的理想,以及佛陀的教法。
比丘絕不是一個自私、懦弱的團體,只顧自身的幸福和解脫,對其他人的遭遇無動于衷。真正的比丘是,視他人的安樂勝于自己的利他英雄人物。他正像妙慧菩薩(Sumedha),爲了衆生不入涅槃。佛教的道理是建立在爲別人奉獻、服務之上。一個只顧自身安樂和解脫,漠視他人死活的人,都沒有資格被稱之爲佛教徒,更別說是佛教的出家人了。
假使有德行崇高,其心靈經過禅定淨化和升華的比丘,他不出于私心地,爲現在以及未來人們的幸福安樂做事——不論這些事是否安上政治的標志,而人們卻認爲他這麼做與佛法相違背,或對一個比丘而言不適宜,這種講法難道沒有錯誤、沒有違反佛教精神嗎?很顯然地,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爲人類奉獻的生活更高尚的了。
有人會擔心,政治參予或社會運動將有損比丘令人敬仰的形象。但是,一位沒有德行,心性未經禅定淨化的比丘,是無法對人們有真正貢獻的。若有人認爲這一類比丘也有可能有所貢獻的話,那是極錯誤的見解。從事社會服務的比丘,必須比那些獨自退隱山林冥思靜坐的比丘,具備更崇高的德行。但是正如山林中有心地未清淨,行持有瑕疵的比丘,參予社會服務運動中也難免會有操守欠佳的比丘。
今天錫蘭的出家衆有一萬五千人(按:2004年可能有3萬人),若他們全部隱居山林,只管打坐,這將令人難以想象。他們將繼續過著閑散、無意義的生活嗎?對自己以及他人而言,這不是國家社會的另一項負擔嗎?或者他們必須獻身投入于有益于他們自己,有益于國家,也有益于宗教的活動呢?
這不僅僅是宗教問題。它是整個宗教的、國家的、經濟的,以及社會收入的嚴肅課題。
另一批反對比丘參政的人,是那些王公貴族和有錢有勢者,其理由是,在這國家之中,他們已經借著不公平的手段攫取政治上和其它決策上的特權,因而瞻心一旦比丘活躍于政治舞臺,他們(指這些利益的把持者)對窮人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將會被揭發,這危害到他們所享有的特權。這種顧忌當然是可以成立的。
衆人皆知,在最近的幾次全國大選,很多屬于不同政黨的長老和寺院住持,公開支持某些他們欣賞的候選員,並爲他們助選。大家也都接受這項事實,視它爲政治活動。沒有人因此而召開會議,奉勸他們遠離這些活動。而社會大衆也沒有在報紙撰文,或舉布條表達他們抗議的心聲。然而今天,卻有某些特定人士正在鼓吹,反對比丘參予政治,這究竟是基于什麼原因呢?
以前參與政治事務的長老和比丘們,既不能體認政治的真義,其作爲也無法與任何政治理念相吻合;他們僅僅是受王室貴族的征召罷了。這只不過是臣服于有錢有勢者之下。但是,今天的情況異于從前。受過現代教育的比丘能洞察當前種種問題,而且經由他們對國家、社會以及自己宗教上的奉獻,也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地向社會大衆宣告其應有的合法權益,而不必降服于權貴的意志之下。在這個國家裏,那些藉種種不公平手段攫取權力爲個人所有者,太清楚其作爲將有被比丘們揭露的危險。基于自我保護,以及關系到切身的安危和得失,他們必須把比丘排拒于政治門外。
鄉村建設和發展也在政治範疇之內,不過目前有錢有勢者並不反對比丘參與這些工作。其原因是,鄉村建設的計劃仍經由富人以及政府官員的主張和建議來執行。其結果是,保護了富人的利益,而窮人依然得不到應該擁有的合法權益。事實真相是,無助的鄉下人被威脅及屈辱了,他們已被訓練得馴服于富人和政治官員之下。這種事實對國家整體的發展而言,是一種障礙。
假使將來有比丘開始從事實質的鄉村建設工作,保護貧苦村民應有的合法權益,使他們從權貴和富有地主的壓榨之下解放出來;假使有比丘真的揭發現今當權者種種貪汙腐敗的事實真相,並告訴貧苦的村民,他們今天窮困的生活應當由那些富有的人來擔起責任;毫無疑問地,這是一項具有神聖意義的工作。不過到時候又會有人召開會議,並在報紙上大作文章,散播鄉村建設和發展的工作並不適合比丘介入參加的言論,這對宗教而言,將是一項極大的傷害。
我們某些富有的佛教領導者,不但反對比丘參加他們所想象的「政治活動」,也反對比丘從事教育和其它重要的事務。雖然對于後者的反對很少發表出來,但仍是明顯可知的。
「佛教神智學會」(The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個從事提升佛教育的學會。它當初是由康納爾.歐克特(Colonel H.S.Olcott)在佛教比丘的協助助之下成立的。然而今天,比丘在這個學會裏並無地位可言,他們甚至連加入會員的資格都沒有。它內部重要的職務全由富有的在家居士所把持。「錫蘭佛教徒會議」(The Ceylon Buddhist Gongress)並不是政治社團。它是一個規劃佛教發展的組織,而同樣地,它內部所有重要職務全由在家人擔任,比丘毫無地位。很多其它佛教團體和協會中的情形亦與此相去不遠。
這其中的一項原因是,富有的佛教領袖內心有不爲人知的一種恐懼,他們擔心假使那些受過教育、傑出而有才幹的比丘一旦在這些團體中活躍起來,其本身的地位將受到威脅。可是比丘們並不想跟這些人競爭;他們只想爲國家奉獻服務。假如只爲了維持以及保護披了面紗的利益,而壓抑、限製了比丘才能的發揮,這將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本文譯自Walpola Rahula: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197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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