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臺宗的講學製度

　　心皓

　　中國叢林寺院有“冬參夏學”的傳統，意思是冬季參禅，夏季則講習經論，這並非僅指禅宗寺院而言。有的禅寺甚至從不講經，原因是與禅宗不立文字的傳統沖突。禅宗強調見性悟道，不大主張看經習論，因此“夏學”的傳統大部分保留在講寺或教寺。

　　講經說法是講寺的主要特征，雖然並不是所有講寺在夏季一律舉行講經，有些寺院在一年中任一季節講授聖典，但在古代多數寺院，講經習慣上仍在夏安居期間舉行。在此期間，講寺的方丈若自覺能夠勝任講經，則親自上堂說法，否則從外延聘他寺大德來講授。

　　天臺宗倡導止觀並重，對講說經典和義解十分重視，並把講經作爲一種寺院修學製度確立下來，開設了培養人才的各種方案。天臺宗僧人平時學習以閱天臺四書爲主，在夏安居期間則有多種學習和考試形式。元代天臺自慶編撰的《教苑清規》〈安居門)第七中有“住持開講”、“都講頭首開講”和“維那點讀”等專門爲增進僧人學識的製度，以及“叁科習讀”和“鎖試”等檢驗僧人學習程度的考核製度。

　　叢林寺院是一個以廣大出家僧衆爲教育對象兼具有多種效能的教育陣地，針對不同層次的僧衆，其教導方法也有差別。對于毫無文化基礎的沙彌、行者，寺院首先教會他們讀書識字。對于已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僧衆，寺院讓他們進一步學習佛學理論。天臺宗講學製度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後者。《教苑清規》提出對僧人學習天臺教觀的基本要求是讀誦“四書”，所謂“爲學之要，先讀四書”[1]，四書是《天臺四教儀》、《法界次第初門》、《菩薩戒義疏》和《小止觀》。

　　新學者習讀經典的首要任務是讀《天臺四教儀》，“此一書乃如來出世五時施化，大小乘法鹹攝其中，先習此者可知梗概，漸入佛道故也。”[2]《天臺四教儀》是高麗僧谛觀所撰，此書記述天臺教觀二門之概要，自古被視爲天臺教學的入門書。因此《教苑清規》強調新學者一定要先讀此書以了解如來說法的次第和基本內容。

　　其余的叁部書略微偏于觀行方面的教導和認知，均是智者大師的著作。《法界次第初門》也是初學天臺教觀者的入門書。本書計分六十門，首先敘述凡夫染汙苦集之法，其次談及菩薩因行定慧諸門，最後列如來果德。智者撰此書的用意有叁：(1)爲讀經尋論者示其名數，主要闡述毗昙等的教義及諸法之名目。(2)爲習聖教者知法門淺深次第。(3)爲習學叁觀者，于此諸法名相義理，一一曆心而作觀。《菩薩戒義疏》是天臺智者大師注解《梵網菩薩戒經》的一部注疏，共二卷。天臺、淨土宗所傳的大乘圓頓戒專依此書而立，初學者讀此書可以鞏固戒行，並發起事事均能爲他人著想的菩提心，這對于僧團的圓融和合也是一種促進。《小止觀》即《童蒙止觀》，這是一部修行止觀的入道樞機之書，內容分十科來闡說修習止觀之諸要領。十科即是：具緣、诃欲、棄蓋、調和、方便、正修、善發、覺魔、治病、證果等十章。這十章可以看成是《摩诃止觀》之梗概，爲初學者以後系統學習圓頓止觀打下堅實的觀行基礎。

　　《教苑清規》規定的這四部入門書概括了戒定慧叁學的內容，幾乎統攝天臺佛教教觀的總綱。

　　天臺四書的學習除了自學以外，還有維那加以引導，在《教苑清規》中稱爲“維那點讀”。維那是寺院知事之一，也應該以禮拜請。在點讀的時候，維那“隨于一書，撮其英，發其奧，輯以成章，爲學者敷演”[3]。點讀儀式除了不拜、不登座、不鳴鼓、不鳴椎以外，其余均與住持、頭首開講相同。有趣的是，維那點讀時還有祈求天臺祖師加被的念誦：“稽首天臺教主佛隴禅師，惟願他心道眼無礙見聞，冥勳加被。”接著稱念“南無旋陀羅尼菩薩”叁聲。

　　除了平時的學習外，僧人夏安居期間是集中學習天臺教觀的時間，此時由住持爲大衆開講經論。因爲“講說訓徒，乃住持當然之事；研幾索隱，爲學者當須究心”。[4]〈安居門〉的“住持開講”條記載了住持講經的儀軌。四月二十日舉行修習大悲忏的當天，講經法會啓講。起講的前一日侍者必須禀白住持，告訴他要開講某文至某卷某科，並令堂司行者貼“開講牌”挂到僧堂前通知大衆。第二天堂司行者再去通知一聲住持要開講之事，便讓行者去排設桌椅講位。講經地點在法堂，僧衆在等待住持前來時先誦《法華經·囑累品》，表示不負佛所囑托弘揚大法之意。等住持到了法堂後，全體僧衆持具起立迎接住持，經過一番燒香問訊之後即登座說法。由于住持平日事務較忙，所以他的講經還要由侍者幫忙“點對部文，預分科目”[5]。有必要時，侍者還須將住持的講經整理成筆記，供後人研讀。

　　在“住持開講”條還說到天臺教寺除了本寺住持外，還有他山住持、西堂首座道舊也被請來講經，說明教寺對講習經論一事的確是十分重視的。此外，教寺還請名德僧人都講以及都講頭首開講。

　　都講是古代經論講會中所設的職稱。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學者講經采取一問一答方式，由都講負責發問，講師對經論詳加講解闡發，俾使聽衆容易理解文義。《佛祖統紀》卷叁十七記載，天監叁年(504)，梁武帝禦重雲殿講經，“以枳園寺法彪爲都講，彪先一問，帝方酬答，載索載征，並通玄妙”。[6]可見都講最早的職責是負責發問，並不參與講經，但後來其職責發生了變化。《釋氏要覽》卷下〈說聽篇〉中謂：“都講，即法師對揚之人也。”[7]並敘述上列法彪的事迹。其後文雲：“晉支遁至越，王羲之請講《維摩經》，以許詢爲都講。詢發一問，衆謂遁無以答，遁答一義，衆謂詢無所難。今之都講但舉唱經文，而亡擊問也。”[8]說明都講已經由“與法師對揚之人”變成了主要講演說釋之人，原先的發問者就取消了。後世于安居期間曾設置“都錄”之職，即源于都講之製。但《敕修百丈清規》已沒有都講一職，倒是重視講學的天臺宗《教苑清規》保留了都講一職。

　　《教苑清規》對都講的人選十分重視，“大方都講，叢林宿德，人天師範，宗乘唱導，法道系焉。禮宜嚴重，委曲控陳，再叁勸請”。[9]如果都講有允意，住持要以禮聘請，先請兩序歸方丈獻茶。對兩序說：“此間多衆，宜得哲人講演說釋。山中幸有某人，學識高明，教道所系，煩兩序同詣彼寮，拜請爲山中都講。”說完後，住持共兩序到都講所住之處拜請：“大衆傾心，久思示誨，伏望慈悲，特賜開允。”都講也謙虛作答：“幸獲依棲，貴圖藏拙，既蒙見舉，不敢有違。”[10]拜請以後，爲了尊重起見，住持第二天還要特意上堂“舉揚盛德，仍伸請辭”，大衆又一次拜請。

　　都講的主要任務是宣講佛法，按照佛門規矩，宣講佛法必須有人勸請。《教苑清規》〈都講頭首開講〉條說：“此土根性，從聲入理。理本無說，理由說彰。五種法師，解說爲最。法不孤起，理應勸請。”天臺重視《法華經》，《法華經·法師功德品》說到有五種法師，即：(一)受持法師，謂于如來之言教經論能堅固深信受之，又能憶持而不忘者。(二)讀經法師，能正心端坐，眼觀經文而宣讀者。(叁)誦經法師，于經能背誦而不須對文者。(四)解說法師，能教授並解說經中之文句者。(五)書寫法師，能書寫經文而流布廣傳于世者。此中以解說法師能宣說佛法對度化衆生最爲有利。在這裏，即是將都講的重要性提升到解說法師的這一層次。在天臺講寺裏，除了都講開法座講經外，其他頭首也不定期地開講。由此看來，教寺的講學風氣確是十分興盛的。

　　講學製度在叁個月的安居期間，如果沒有遇到特殊情況是必須每日舉行的。但六月是盛夏，天氣十分炎熱，講經學經對僧衆的受益並不是很大，故六月的開講座一事可由住持來決定是否罷免。所以自慶說“六月隆暑，罷講或不罷，在住持行之”[11]。

　　盡管決定權在于住持之手，但爲了讓後學能夠多一些機會學習佛法，住持更應該督促後學精進修學，所謂“古人行道，不憚寒暑，坐夏九旬，必期取證。住持首座，鞭策晚生，毋使怠惰，當效古人，行習讀、鎖試之法。”[12]習讀和鎖試是訓練講經人才的主要方式，習讀在《教苑清規》中稱爲“叁科習讀”，鎖試則是叁科之後所進行的一種筆試方式。

　　叁科習讀是仿照封建社會中叁科取士的形式，訓練講經人才。每年夏天安居講次期間，住持爲了“勉勵才能，策勳後進”，也搞“叁科取士”。這裏說的“叁科”是：一、複講科，指住持講經後，弟子能准確重述所講；二、開科科，指弟子能初步講述住持次日將要講的經籍內容；叁、誦文科，能誦讀所習之文。

　　住持在叁科考核的叁五日前令侍者至各齋登記參選人次。參選人按其資格不同而有不同參試層次：知客、維那、久住阇梨等可參加複講科的選拔，已登誦文科的阇梨可參加開科科的選拔，初學阇梨和本山新戒可參加誦文科的選拔。登記結束後，參選人日夜勤奮，溫習待考。

　　到了叁科考試之期，住持登座，從參選人中拈紙阄，當衆進行口試：複講的要求是“複住持當日所講之義，不得別有異議，過于穿鑿”。但對于“果有發明，符合文旨”的，也給予獎掖。參加開科考試的人已在前幾日請經師幫助“講明文義，點對句讀，及收開等法”，要求對住持次日將講之文，理解准確，不違經意。誦文的要求是“言詞精熟，詳緩合宜”，抑揚動聽。叁科考試是以住持爲裁判，並評選出最優秀者予以獎勵。參加叁科考試獲獎者，大衆皆至其齋寮作賀。次日，考取者分別至方丈、庫司頭首諸寮謝禮。

　　鎖試，是在叁科人講習考試合格後再進行的一種筆試，以了解其文字理論水平，然後決定在職務上提升與否。

　　鎖試之前的叁五日，住持令侍者先抄布複講、開科、預科參試者的名單。到了考試時期，住持親臨監考，並請西堂首座、東序尊宿等莅臨證明。試場中央挂智者大師像，敷陳供儀。場中預先已排定位置，參試者對號入座。考題分兩類：複講、開科者較難，預科者次之。

　　監考製度相當嚴格，“不許懷帶消文私葉”，監寺來回巡警。試場外挂靜牌，“閑人毋得擅入喧雜”。考試時間爲一天。這一天午飯點心，皆不得離場，甚至“若欲淨手，俱在近便一處，不許托緣歸齋”[13]。考畢後，試卷封號，“齋名雙諱”。

　　考試畢的次日，由住持評判試卷優劣，“若說義純正，深于理致者，則當稱賞之，擬擢職事；或言詞疏謬，答不稱問者，當以誡勖；若他白者，示以彈呵”[14]。天臺重視對佛法教義的研習，且將之與職事的升遷挂鈎，這與禅寺以參禅有悟爲選拔職事標准有著較大差別。

　　鎖試之法是天臺宗培養僧才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但它起于何時並不清楚。從自慶的《教苑清規》中大概可以得知是宋代知禮以來的一種天臺宗考核方式。《四明尊者教行錄》中曾有《绛帏問答叁十章》、《試問四十二章》和《教門雜問答七章》等，是四明考核弟子學問的一種問答方式。其中，《绛帏問答叁十章》是四明法師與淨覺仁嶽的問答，其序雲：“天禧改元春二月四日，延慶座主出山家教義凡叁十條，褰绛帏問諸子。其詞惟要，其旨甚微。俾無惑者興布教之功，令不敏者奮強學之志。門人仁嶽率爾而對，斐然成章。非求魯國一字之褒，蓋請武津四擇之誡。”[15]知禮出題的目的即使不能起到弘法布教的作用，也希望藉此問答機會鼓勵他們奮強學之志，沒想到仁嶽率爾而對，斐然成章，讓他十分欣喜。《教門雜問答七章》也是四明法師問，門人自仁答。這是因爲知禮在大中祥符七年講授天臺教觀之時，“未知學者淺深之解”，所以出數問讓門人作答。《開帏試問四十二章》是知禮出卷給弟子們口試，他想知道“勤勤習學”的弟子們究竟對教觀津要領會得如何了，所以撰寫了諸部文義四十二條，開帏試問。讓他高興的是弟子們“征文說義，一一答上”。知禮的這一問答考試方式應當是被弟子們繼承下來並加以改革發揚，最後形成一種嚴格的天臺宗考試製度，在宋元之時或曾流行一時。但到了自慶所處的元代末期，教門衰微，如此複雜嚴格的鎖試之法早已廢棄不行。所以自慶在《教苑清規·鎖試》中曾感歎地說：“鎖試之法，廢久不行，今姑存之，俟有作興者。”

　　雖然天臺宗的這些講學製度未被繼承下來，但天臺僧團在講學方面創造的豐富教育經驗及其完整的教育形式，在中古佛教教育史上仍有重要的地位，對當今僧教育特別是佛學院校的講經製度也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續藏經》第57冊，第334頁中。

　　[2]《續藏經》第57冊，第341頁下。

　　[3]《續藏經》第57冊，第334頁中。

　　[4]《續藏經》第57冊，第330頁中。

　　[5]《續藏經》第57冊，第315頁上。

　　[6]《大正藏》第49冊，第348頁下。

　　[7]《大正藏》第54冊，第295頁中。

　　[8]《大正藏》第54冊，第295頁中。

　　[9]《續藏經》第57冊，第316頁下。

　　[10]《續藏經》第57冊，第316頁下。

　　[11][12]《續藏經》第57冊，第343頁中。

　　[13]《續藏經》第57冊，第335頁中。

　　[14]《續藏經》第57冊，第335頁中。

　　[15]《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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