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與人生

　　——金庸、池田大作對談錄

　　編者按　金庸與池田大作是中日兩國十分著名的文人、學者和思想家，他們從1995年11月16日起，開始了一場極具社會影響力的對話，曆時二年有余。《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就是二人對談的記錄，這本對談錄共分十二章，其中涉及了有關哲學、曆史、政治、宗教、國際問題、武俠小說等諸多話題。本刊此次節錄的，是其中有關佛教的部分，相信對廣大讀者有一定啓迪作用。

　　池田：最近，我從年輕的友人那知道，有關(蘇聯)“新思維改革設計師”之稱的雅戈布列夫先生和萊奧納爾多·達芬奇主持一個新的近況報道：《從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轉變)——阿曆山多爾·雅戈布列夫》，這篇報道出自一份叫做《莫斯科新聞》的俄羅斯新聞周刊。雅戈布列夫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對佛教抱著濃厚的興趣。“爲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記者曾這樣問他，他答曰：第一，他們不承認外在的創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發現自我的神，也就是說，以通過自我完成或個人的覺悟來到達佛的境地作爲目的。我對這種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麼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認爲每個人之中都隱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須負起自己的責任，這種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國人們經常有一種想法，那就是處于下層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將軍或總統來拯救他們。對這種想法我感到憤慨，爲什麼會這樣想呢？努力去創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從權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賜！

　　金庸：佛教的學說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論爭，最後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義要旨，與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寵(Grace)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從權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賜”——以此來爲“恩賜”作注腳，真是妙哉！總而言之，若將人的“內”與“外”來劃分的話，人們的目光會不斷地向“外”注視。意識形態的圍牆崩塌後，以俄羅斯東正教爲首的一部分宗教恢複他們的權利，可是社會的趨勢是傾向“權力”、“金錢”、“物質的價值”等人間的“外”在方向，而忘記了“開發內在”的因素——對這個傾向的危機意識，雅戈布列夫先生十分強調。相信他對佛教的共鳴可說是源于這種危機意識。當然，經濟是很重要的，金錢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這一方面，則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滿足感。不是應該再一次將焦點放在人的內面嗎？不單只是經濟的滿足，而是要認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來”的時期正在到來吧！您在訪問創價大學時也曾對此一問題作過確切的論析。　

　　金庸：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目眩，重視的是商品的擁有和消費價值，卻不重視精神的價值。與以前相比，我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卻未必一定會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內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須這樣重視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將商品或物質作爲追求目標的話，由于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望無窮，就會演變爲爭奪、掠奪、鬥爭、戰爭，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爲了回避這種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如果人類的精神和人格漸趨崇高，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否定掠奪行爲，這難道不就是産生恒久和平的根源嗎？

　　池田：“得隴望蜀”這句成語，指的是人的欲望是會得寸進尺的。去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前，《新聞周刊》曾發表《理想的社會在哪裏》一文，在文章開頭有這樣一段話：“日子已過得不錯了，卻誰都懷有不滿，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矛盾(paradox)。”然後是經濟的繁榮和個人的自由、勞動條件、衛生狀況、社會保障製度、種族和性別的歧視等等，“一言以蔽之，美國已成爲容易居住的國家，可是老百姓仍臭罵國家領導人，對將來感到悲觀。”物質文明可謂世界第一的美國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國家，人類必須從這種迷妄中清醒過來！

　　金庸：我也深以爲然。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壞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壞的欲望”。東方哲學的精髓就包含跨越這種“惡欲”。

　　池田：我們在談到香港的回歸問題時，您曾強調中國的精神文化價值，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金庸：中國的精神文化，譬如可從儒家的道德方面學到不少東西，儒家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就是由自我革新開始，最終向著世界和平的思想作爲目標的。從佛教中去學習則更易領會，可在學習佛教的基本教導中致力“成爲善人”、“行善”的人生，從而形成不只爲自己個人，而是“爲他人貢獻”的人生，從而形成不只爲自己個人，而是“爲他人貢獻”的心。因此，對于香港國際創價學會及其他地區的創價學會的各位會員，希望能將“精神價值”、“正確的價值觀”向更多的人宣示。我衷心地祈願你們作出努力。

　　池田：這對于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會員來說是一種激勵，面臨世紀之交，我們面對迫近眉睫的選擇，是要由“物質的價值”任被翻弄的社會？還是以“精神的價值”來照耀、引導人的內在的社會？我們應該留給後世的人們一個無愧的曆史。

　　池田：適才我們談過雅戈布列夫先生與佛教的話題。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對佛學甚有造詣，先生皈依佛教，是緣起于什麼事呢？

　　金庸：我之皈依佛教，並非由于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導，純粹是一種神秘經驗，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池田：請往下說。

　　金庸：1976年10月，我19歲的長子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我真如晴天霹雳，我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疑問：“爲什麼要自殺？爲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想到陰世去和傳俠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

　　池田：是嗎？我可是初次聽到。失去孩子的父母親的心情只有當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這樣，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師戶田先生也有過這樣痛苦的經曆。他還年輕的時候，他的僅有一歲的女兒夭折了，這是發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經感傷地動情道：“我抱著變得冰冷的女兒，哭了整個晚上。”過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這使得他認真地思考有關“死”的問題。

　　金庸：此後一年中，我閱讀了無數書籍，探究“生與死”的奧秘，詳詳細細地研究了一本英國出版的《對死亡的關情》(Man”s Concern With Death)。其中有湯恩比博士一篇討論死亡的長文，這篇長文有不少精湛的見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對“人之生死”的大疑問。這個疑問，當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這時回憶書中要義，反複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合我的想法，後來我忽然領悟到(或者說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于是去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池田：戶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長女及妻子之後的一個時期信奉過基督教，但是，關于“生命”的問題，卻始終無法令他信服，也無法解答困惑和疑問。您之所以認爲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觀”的問題吧！那次會晤，我們說起過的康丁霍夫·卡列盧基先生曾經說過：“在東方，生與死可說是一本書中的一頁。如果翻起這一頁，下一頁就會出現，換言之是重複新生與死的轉換。然而在歐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書，由始而終(沒有新的一頁)。”這也就是說，東方與西方的生死觀有著本質的不同，對于“生死觀”，您曾作過竭力的思考，當然也不會滿足于那種將人生視作“一本完整的書”的生死觀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氣學完，那種苦讀和鑽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國的佛經卷帙浩繁，有數萬卷宗之多，只讀了幾本簡單的入門書，就覺得其中迷信與虛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但還是勉強讀下去。後來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幾個月之中廢寢忘食、苦苦研讀，潛心思索，突然之間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裏了。一定是這樣。”不過中文佛經太過艱深，在古文的翻譯者中，有時一兩個字有完全歧異的含義，實在無法了解。于是我向倫敦的巴利文學會訂購了全套《原始佛經》的英文譯本。所謂“原始佛經”，是指佛學研究者認爲是最早期、最接近釋迦牟尼所說佛法的紀錄，因爲是從印度南部、錫蘭一帶傳出去的，所以也稱爲“南傳佛經”。大乘佛學者和大乘宗派則貶稱之爲“小乘”佛經。原來如此，終于明白了。

　　池田：能以漢譯的佛經與英譯的佛經相對照比較，才可能對之進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經容易閱讀得多。南傳佛經內容簡明平實，和真實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這種知識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産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語文中原文意義爲“覺者”)的的確確是覺悟了人生的真實道理，他將這道理(也即是“佛法”)傳給世人。我經過長期的思索、查考、質疑、繼續研學等等過程之後，終于誠心誠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決了我心中的大疑問，我內心充滿喜悅，歡喜不盡——“原來如此，終于明白了！”從痛苦到歡喜，大約是一年半時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談談當時的心情。

　　金庸：隨後再研讀各種大乘佛經，例如《維摩诘經》、《楞嚴經》、《般若經》等等，疑問又産生了。這些佛經的內容與“南傳佛經”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誇張神奇、不可思議的敘述，我很難接受和信服。直至讀到《妙法蓮華經》，經過長期思考之後，終于悟——原來大乘經典主要都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來宣揚佛法，解釋佛法，使得智力較低、悟性較差的人能夠了解與接受。《法華經》中，…

《佛法與人生——金庸、池田大作對談錄》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