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中的宗教與環保初探

　　作者：盧雲峰

　　《學海》2009年3期

　　 宗教是環保的發起者還是參與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回溯一下華人社會的環保史。臺灣地區環保運動的展開及其合法化，最初並不是由宗教組織啓動，而是由世俗組織啓動的。從1970年代起，臺灣的環保運動越來越積極，特別是在反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上。臺灣當局對此進行了積極回應，在1987年設立了環境保護署。1980年代起，全島已經有許多非政府的環保組織，許多環保積極分子是在美國獲得高等學位的科學家。當環保在社會流行並取得合法性之後，一些佛教團體在1980年代末也開始參與這些環保活動。

　　佛教徒嘗試用佛教教義把環保問題合理化。他們聲稱佛教具有悠久的珍惜生態以及萬物包括動物的曆史，尤其是“惜福”及“功德”的觀點有助于減輕生態問題。他們不僅持有環保主張，佛教團體還把這些觀念付諸實踐。比如，法鼓山鼓勵人使用可重複利用的購物袋，購物袋上印有“少用一個塑料袋、多積一份功德”的字樣。與法鼓山同爲臺灣四大佛教道場之一的慈濟功德會也有相似的環保實踐，而且效果顯著。宗教團體不僅能爲環保活動提供通俗的理論支持，而且在行動力和感召力上優于地方政府。

　　佛教也以“惜福”的觀念來對抗消費主義。根據這個理論，能夠享用自然提供的資源是人類的“福報”。但是福報是有限的，因此要學會珍惜。現代社會的“惜福”就是要求人們盡可能減少製造垃圾，盡可能使用可再生的資源，對垃圾進行分類並循環使用。

　　除了把“功德”、“惜福”等傳統的佛教觀念用于環保實踐，臺灣的佛教團體也試圖發展出新的環保理論。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擴大環保的範圍，倡導四種環保的觀念：保護心靈環境的心靈環保、保護自然環境的自然環保、保護生活環境的生活環保以及保護社會發展的禮儀環保。聖嚴法師相信環境保護不會取得成果，除非人們接納環保的觀念並拒絕消費主義。

　　在禮儀上，佛教徒已經改良一些他們認爲不環保的傳統儀式，如放棄燒紙錢的習慣。1980代年末開始，法鼓山采用以花朵取代紙錢來禮佛。慈濟功德會的志工嘗試說服社會大衆，不要在農曆七月鬼節燒紙錢。

　　在中國大陸，宗教團體同樣是環保運動的參與者而非發起者。宗教組織的參與顯然有利于環保運動的普及。雲南的“香格裏拉可持續發展社區經驗”就是一個案例。當地的和尚被分派在香格裏拉的附近地區去保護和維修神聖山脈的設施，他們也因此參與到當地其他更大的環保努力中。

　　國內的一些道觀也開始關注環保議題，例如陝西省太白山鐵甲生態道觀的環保活動。2006年，鐵甲生態道觀發布了《秦嶺宣言》，認爲面對日益嚴重的環保危機，道教有責任反思當代環境保護的作用，形成了道教宮觀生態教育聯盟。其行動計劃承諾融生態教育于宮觀建設和道教活動之中、減少燒香和鞭炮産生的汙染、關注當地的物種保護和支持綠化、在道觀中采用節能技術及保護附近道觀所在區域的水源等。

　　然而，鐵甲生態道觀負責人的環保意識並非完全來自道教經典的教導，而是更多受到現代環保理念的影響。在一系列環保創意活動背後，我們看到了很多活躍的身影：世俗環保組織的管理者、政府官員以及知識分子。道教界人士的活動本身是多種社會力量合謀的産物。我們還不能確定道教已經有具體的運動來發展更寬廣的生態理性，或推動全國性的道教之外的環境保護。即使在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方面，政府還是更關注如何發展世俗的環保教育。當然，政府也會尋找合適的機會讓宗教團體加人環保行動。這既符合政策實施的優先次序，也展現了全民參與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少數道觀順應時代的潮流，參與了環保的行動和主題。然而，如果缺少政府的通融和外部世俗基金會的支持，我們很難想象宗教團體除了在針對寺廟內部資源使用上作一些溫和的環保呼籲和實踐之外，他們能有任何實質的超越地域限製的環保貢獻。

　　 有組織——無組織

　　 華人社會中宗教團體的環保參與處于上升態勢，盡管他們的身份並非環保運動的發起者而是追隨者。在參與或追隨環保運動時，我們發現，如果某一宗教只能從教義上進行聲援而無法從組織上實際支持環保運動時，那麼其作用不大。例如臺灣佛教環保運動的聲勢浩大是由于佛教在臺灣擁有強大的組織。臺灣慈濟功德會是臺灣地區最大的民間組織，其倡導的環保活動備受關注。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取向的宗教比個人主義取向的宗教更關注整體的人類環保事務，而後者只對當地的環境問題感興趣。

　　中國民間信仰的追隨者主要關注本地的環境。在臺灣，當地寺廟不但投入大量的錢財來抵製工廠的建設，還用扶乩的方式生産善書來否定冒犯他們的工廠，認爲那是對神明所控製土地長遠利益的威脅。但他們對超出本地範圍的環境汙染並不關心。在中國大陸，民間信仰的追隨者以不同方式參與當地的環境保護。譬如陝北榆林的黑龍大王廟因靈驗及環保活動頗有盛名，雖然黑龍大王廟相關的資源和組織在保護當地生態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僅限于當地。

　　 而佛教的“心靈環保”顯然超越了一時一地的環保經驗；其集體主義取向的救世教派生産出的環保善書也在風格上迥異于民間廟宇的鸾文，更強調普世性。比如，在臺灣某教派的善書中提道：“此刻地球已千瘡百孔，再不盡力維修和整治，則這個美麗的星球，將枯萎和毀滅在你們的手中，諸方法界的仙佛都爲你們擔心，徒兒啊!你們除了要從事道德心靈的環保工作外，還要真正協助並參與從事環境維護的運動。”這種環保理念是民間宗教所不具備的。

　　 討論與結論

　　本文關注的焦點是華人社會中宗教團體的具體的環保實踐，並得出了一些嘗試性的認識：第一，許多宗教參與環保是因爲外面世界已經知道了環保的重要性。他們對環保的參與不是基于其自身的教義，而是基于世俗生態環保運動的帶動。正如在臺灣所發生的那樣，在1980年代多數的環保運動領袖都是科學家。頻繁的環保示威逐漸讓當地政府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並改變其政策。當官方改變對生態的態度，宗教團體才開始加入環保運動。第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宗教團體在環保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組織完備的教派。第叁，目前宗教團體的環保工作主要集中在環保倫理的建設上。在這方面，不同取向的宗教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強調個人主義的民間宗教更多推動地方上的環境保護，而集體主義取向的宗教團體則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宏大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