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古代寺院與環境保護

　　李映輝

　　長沙大學學報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人類不斷地從自然界取得消費資料和生産資料，同時又改變著自己的生活環境。原始農業出現以後，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大，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日益顯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現在，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有兩種：一是生態和自然資源的破壞，一是環境的汙染。後者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前者則古已有之。所幸的是：考之載籍，就可以發現：在古代人類社會實踐的某些方面，很早就自發地或自在地注意到了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相互關系，並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保護環境的措施。中國古代的佛教寺院也有意、無意地爲保護環境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一

　　佛教寺院對于環境的保護，主要是基于佛教的教義和禁忌，以及佛教徒修行參禅所需的環境條件。

　　首先，佛教主張“衆生平等”。所謂衆生，即指人類、禽獸蟲豸、林木花草等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佛教有許多戒律，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規定和行爲的限製。佛經說，戒爲平地，衆善由生，叁世佛道，藉戒方住。學佛首先要守戒律。最主要的戒有五：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第一就是“不殺生”。由于佛教講“衆生平等”，不許殺生，所以僧侶對林木花草、飛禽走獸都持愛護的態度。寺院周圍的自然環境，近水樓臺，更是受到優先保護。其次，佛教僧侶出于靈魂寄托的目的，對生物有種特殊的感情，特別加以保護。第叁，佛教徒修行參禅需要清靜的環境，因此，寺院特別重視園林綠化，以求得清新安祥之所。一般來說，寺院多選擇在風景秀麗的山林，如若處在市鎮屋林之中，也以高牆大樹遮隔，自然地形成作爲靜憩養性而用的園林空間。第四，一般百姓，對于佛教唯恐敬之不恭，對于寺院周圍的環境，唯恐愛護不周，哪還敢破壞呢。第五，總的來說，中國曆史上，封建統治者也幫助保護寺院財産，維護寺院環境的秀美和幽靜。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敕封廬山天池寺，規定了天池寺禁山的界址：東至五老峰，南至白雲峰，西至馬鞍山，北至講經臺，這一地區嚴禁樵采放牧，不准損毀森林。此道禁令在明清兩代基本上得到執行。查慎行在康熙叁十一年(公元1692年)遊廬山時說：“惟天池一帶爲禁山，蒼翠如故”，“自大林(廬山有大林寺，在雲頂峰，又名大林峰。筆者注)而西，岡脊迤坦，樹陰豐茸，松毛墮地厚寸許，人行其上，策策有聲。”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培養了許多高僧大德，吸引了無數的善男信女，大小寺院遍布全國各地，因此，我們決不可低估它在保護環境方面作出的成績。

　　二

　　中國古代寺院對于保護環境的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化環境。

　　美化環境，實際效果是保護了環境，由于還要能給人以美感，比一般的保護環境層次更高。佛教傳入中國後，勢力逐步壯大，寺院的數量，有的時期達到驚人的程度。北魏後期，佛教寺院已遍布北方各地。遷都洛陽後二十余年中，北魏全境寺院增至13700多所；北魏末年，更激增至30000余所。齊、周寺院有增無減，北齊超過40000，北周“有盈萬數”。東晉南朝以後，江南佛教也大爲發展，建康一地即有寺院500余所。隋唐時期，佛教發展至鼎盛，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下令拆毀的寺院就達4600所，招提、蘭若40000余所。各個時期遍布城鄉的大大小小寺院，無不林木扶疏，花香鳥語，空氣清新，景色宜人，把神州大地裝點得漂漂亮亮。傳頌幹余年的杜牧《江南春絕句》：“千裏莺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說是曆代寺院園林勝景的真實寫照。就是一些山野小寺，景致之佳，也令人流連忘返。杜甫：“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劉禹錫也有詩曰：“何處深春好？春深蘭若家。當香收柏葉，養蜜近梨花。野徑宜行樂，遊人盡駐車。菜園籬落短，遙見枯槔斜。”由于佛寺是善迎信徒，廣接世人，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的共享場所，優雅的環境爲人們提供了很好的遊覽場所和休息娛樂的去處。

　　寺院園林對于環境的美化，尤見功效于城市中。我們知道，城市的最大特點是人口高度集中。它是一個以人類爲中心的社會、經濟、自然的複合的生態系統，是一種人工生態系統。在這樣的生態系統中，生産者(綠色植物)的量很少，消費者(人)的量很大，分解者(微生物)亦很少，城市的建築、道路及大量廢棄物的排放，改變了原有的生態和生態平衡。城市周圍又大都是農業開發曆史悠久的地區，森林和其它植被早已遭受了破壞。以洛陽爲例，戰國時著名的辯士蘇秦，就是洛陽人。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洛陽附近田地既如此難得，表明戰國末年這個地區的土地墾殖程度已經相當高，留下的林地大概不會有多少了。迨至西漢初年，洛陽的燒炭材木，已經不能靠近邊供應了，人們要遠到洛陽西南宜陽縣山中去砍伐。北魏由代遷洛，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建工程。當時建設所需的材木都遠取于西河之地，也就是呂梁山上。爲什麼不就近取之于伊洛流域諸山？可能是這些山上的森林已經破壞殆盡了。東漢、曹魏、西晉都是建都洛陽，幾次改朝換代，洛陽幾經焚毀。由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各種複雜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毅然決然地把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重建前的洛陽，承晉末“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之後，城內瓦礫遍地，一片廢墟；城外森林消失殆盡，滿目荒涼。後來，幸賴人工園林的建設，才使這樣的局面得以改觀。北魏遷洛之初，孝文帝元宏遠謀政業，不事奢侈，皇家園林就只集中重建了西遊園和華林園，並未開辟新的園林。倒是王侯貴族、外戚公主們建立了不少的私家園林，他們“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謝，家家而築；花木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寺院園林，比較起來，也毫不遜色。北魏的最高統治者大多笃信佛教，大力修造寺院；庶士豪家舍宅爲寺也蔚然成風，洛陽的寺院因此就非常的多，最盛時達1367所。“昭提(按：佛寺)栉比，寶塔骈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橫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狀。”佛寺注重綠化，大多是松竹拂檐，柳絲垂岸，香草護階，菩提扶疏，環境十分幽美。如景林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寺中祗園精舍，“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雲朝市，想同岩谷”。法雲寺“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其他如景明寺園林、寶光寺園林、景樂寺園林、永甯寺園林等等，都是當時佛寺名園。因了這衆多的園林，洛陽城內，四季鮮花盛開，爭芳鬥豔，各種鳥兒競相展露歌喉……城市完全變了模樣，變得美麗可愛了。這些應是當時人們能直接感受到的。卻還有許多的好處，人們不能耳聞目睹，不能不加以說明。現代科學表明：城市綠地、水面的保留和擴大，作爲城市綠色屏障的城郊山林的存在，對于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有很大的作用。具體而言，樹木能吸收許多種有毒氣體和物質，吸滯煙塵；有些樹木甚至還可以釋放殺菌物質，殺滅細菌，從而起到淨化空氣的作用。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能不斷吸收二氧化碳和放出氧氣，以保證大氣中二者的平衡，從而維護較大範圍的生態平衡。森林還具有一定的調節小氣候，改善環境的作用。由此可知，衆多的寺院園林在美化洛陽城市環境方面，一定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其他城市，特別是古都亦然，這裏就不多說了。

　　第二，保護森林植被，植樹造林，保持水土，防禦自然災害。

　　城市中的寺院園林，嘉木連陰，芳草如織，自然是僧侶們堅持植樹造林，栽花種草的結果。中國古代的寺院有相當一部分是分布在山野鄉村，在保護山地丘陵地帶的森林植被和植樹造林方面，僧侶們作了可貴的努力，從而爲涵蓄水分，遏製水土流失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據《水經•河水注》載，離白馬縣故城大約50裏的地方，有座神馬寺，周圍“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惟寺旁“樹木修整”，林木茂盛。湖南甯鄉縣是全國荒山迹地多，水寺流失嚴重的縣，西部地區尤甚。據筆者親眼所見，沩山地區到處童山禿嶺，獨密印寺(唐代靈佑禅師所建)旁古木參天，樹木蔥茏，顯得格外突出。顯然，寺旁森林得以保存至今，全賴寺院的作用。

　　唐貞觀年間，藏王松贊幹布曾領兵攻占松、茂等州(今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把耕地、山林分給部下。不料這些人竟燒山圍獵，毀林開荒，擴充牧場，肆意破壞森林，致使許多地方童山濯濯，山泉枯竭。松贊幹布氣憤之至，遂下令把余下的山林分成兩類，一類爲神山，由寺院管理，嚴禁任何僧俗人等侵犯，；一類爲公林，屬各部落、寨子共同管理使用。這兩條法規，據說一直到本世紀50年年，還在貫徹執行，有力地製止了破壞森林的行爲，使川西北的森林免遭厄運。

　　南嶽衡山是我國有名的佛教聖地。唐朝末年，僧人京泰，外號“泰布納”，在衡山佛寺“掌翰”二十年，目睹當時一些人在山上刀耕火種，對森林破壞很厲害，心中憤然，遂作《畲山謠》一首，雲：“畲山兒，畲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年媚，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雀因無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岩岸出，芝蘭失根芭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複初。”這是一個很有點“環境意識”的僧人。他的歌謠後來傳到京城，朝廷因此下诏，禁止在南嶽畲山開荒。所以“千年古柏喬松間有存者，泰布納之力也”。當然，寺院對林木的保護有時也力不從心。一些膽大之人，或迫于生計，或謀財源，上山樵采，致使森林破壞。仍以衡山爲例。宋代*輪禅寺周圍，“松杉數萬，每至風激林響，聲若洪濤”，可是到了明代，這裏的林木已破壞得所剩無幾了，明代韓陽《南嶽種樹記》說：“遙望林巒之間，衆木森列，而往來之途，荊蕪荒穢。夾道之木，百無二叁。”王船山《蓮峰志》也說到過去“楓、杉、桧、枬之流，幹章插霄，一望蒼郁。近頗傷于樵采。”兵爭之地，戰火所及，森林即遭剪伐，化爲灰燼。清代潘耒《遊南嶽記》：“道中舊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余剪伐殆盡，僅存數十株。”

　　寺院僧侶除注意保護天然森林植被外，還注重植樹造林。例如昙摩密多，罽賓人。北魏初年，越蔥嶺，度流沙，到達敦煌，“于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敦煌地處我國西北，自然條件本來並不是很好。精舍所在，又是閑曠之地，昙摩密多植柰千株，應是一番盛舉。一些較大的寺院種植林木更多達上萬株，乃至幾十萬株。衡山福嚴寺在建寺時，砍伐了一些林木，使得寺院附近有些蕭索。福嚴寺主持慧思禅師，親自倡導植樹；而且身體力行。慧思之後的福嚴和尚更重視植樹造林，在他的帶領下，“栽種杉松十萬株”。東晉著名高僧慧遠的弟子昙诜，在廬山雲頂峰講經臺東南一帶種植許多花木，蔚然成林，雲頂峰因而又名大林峰，昙诜在雲頂峰所建寺院，亦名大林寺。白居易在《遊大林寺序》中說：“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在大林寺西南側，有兩株婆羅木，人稱“寶樹”，相傳亦爲昙诜親手栽植。高于巨枝，亭亭如蓋。明代文人袁宏道見後，作《寶樹詩》二首。其一雲：“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峰猶自生孫枝；塗雲抹日空山裏，曾見東林行道時。”又北宋景德年間，黃龍寺和尚大超，手植杉木萬株，皇帝褒其功績，賜名“萬杉”，詩人張孝祥爲之吟詠道：“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

　　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認識到保持一定的林地和水面，可以用來抵禦自然災害，“薮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寺院在保護水土、防禦自然災害方面，曾做過不少工作，最典型的事例是唐代泗州開元寺。本來，因爲“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泗州“歲有水害”。後來開元寺大和尚明遠與郡守蘇遇等謀劃，“于沙湖隙地創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柽桧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各時期寺院僧侶遍布各地，保護植被，植樹造林，卓有成效，都能起到保護水土，抑製水土流失，防禦自然災害的作用，功不可沒。

　　第叁，保存了一些珍貴的動物植物品種。

　　物種滅絕是當今的一個世界性問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曆史上我國的一些珍貴的動植物品種，由于寺院的保護得以保存下來，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僅舉數例：

　　銀杏，我國所特有的活化石。南嶽衡山福嚴寺旁有兩株。福嚴寺始建于南朝陳光大元年(公元567年)。這兩株銀杏據傳是寺院主持慧思禅師于建寺時所種，樹齡達1400多年。筆者曾見過這兩株仍顯青春風采的老樹。遵化縣城北禅林寺，有銀杏，樹齡更大，達1500多年。浙江天目山上因有佛寺故而生長成片的野生銀杏。

　　鵝耳枥，瀕于滅絕的最後一棵，保存于浙江普陀島佛頂山上。

　　岩鴿、白鹇、小熊貓、蘇門羚、彈琴蛙、大蚯蚓、枯葉蝶，均屬世界少見的動物，靠我國佛教聖地峨嵋山報國寺的保護而幸存下來。

　　許多佛教徒從事了很多的社會公益事業，如行醫施藥，造橋修路，以及本文所述的保護環境、植樹造林等等，這是曆史事實，不能抹煞。如今，凡有佛教寺塔之處，無不綠樹成蔭，景色宜人，環境優美。所以認真總結佛教寺院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對今天的環境保護不無益處。

《略論中國古代寺院與環境保護(李映輝)》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