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科技觀初探

　　馬忠庚

　　《山東社會科學》

　　 近年來，宗教與科學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爲人們關注、研究的熱點。不可否認，科學和宗教這兩種不同的信念體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在特定的情況下有時甚至也會産生劇烈的沖突。然而，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宗教與科學作爲人類社會生活大系統中的有機組成成分，它們之間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作爲個案，下面就佛教如何對待科學技術這一層面的問題，做一初步的探討。

　　 一、弘道工具

　　 宗教的傳播，在客觀上爲人類科學技術的交流與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這是因爲，宗教在其發展中往往利用科學技術爲其服務，突出表現在宗教在傳教活動中往往把科學技術作爲其傳教的重要途徑與手段。道教如此、基督教如此，佛教亦是如此。

　　 在早期來我國傳教的西域高僧中，有相當數量是精通醫術、掌握各種奇技異術、有這樣或那樣“神通”的人。他們除了宣揚佛法——佛教的教義外，還利用各種技術、技能，甚至是魔幻術來吸引民衆，而先進的科學技術就包含在其中。如，東漢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從安息國到洛陽傳教的安世高“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針脈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像安世高這樣身懷“絕技”的傳法高僧還有很多，如，漢叁國時期的康僧會，“明解叁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南北朝時期的求那跋陀羅，“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咒術，靡不該博。”同是南北朝時期的佛圖澄，正是因爲顯示了許多“神通”，才使以統治者石勒爲首的廣大民衆對佛教産生了信仰，從而使佛教得到了大規模的發展。佛教的教義本來和中國方術道士的那一套很不接近，但由于早期傳教者的行爲，當時社會上一般中國人確把佛教理解成了方術的一種。

　　 作爲佛教徒弘教工具的科學技術，醫術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佛教的弘法曆史上，不乏醫術高明的高僧，伴隨著他們的弘法活動，大量的醫學知識、醫術方法得以傳播。之所以如此，是因爲醫療技術和人的生命質量密切相關，《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43)上的這則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時，室羅伐城有婆羅門，于“叁寶”中心無信敬。身嬰疾苦綿曆多年，所有醫人無不棄舍，雲是惡病不可療治。時，婆羅門更不求醫，端然待死。

　　 邬陀夷觀彼機堪受化，持衣缽入城中，到彼家立門外，化作醫人……即爲誦咒稱叁寶名。彼婆羅門既聞咒已，衆病皆除，平複如故。

　　 尊者見已，還複本形。彼家夫婦倍生敬信，歎未曾有。辦妙飲食，請受供養。食已，說法，俱證初果，爲受歸戒。

　　 可以說，邬陀夷利用醫術只治好了一個人的病，卻讓佛法征服了患者一家人，使他們心誠悅服地皈依了佛教。

　　 借醫弘法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個傳統，以至曆代通佛兼醫的高僧名士層出不窮。如，唐代遠涉重洋到日本弘法的鑒真和尚，其高超的醫術就給他的弘法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據日本的《續記·天平寶字七年五月戊申》記載，日本天皇下令把藥物拿去讓鑒真鑒定，雙目失明的鑒真用鼻子根據氣味鑒定，竟然一次都沒有出錯。鑒真曾爲當時日本的光明皇太後進藥，效果很好。因此，鑒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歡迎，他爲日本天皇、皇後、太子等人授菩薩戒;爲沙彌證修等440余人授戒;爲80余僧舍舊戒授新戒，並被尊爲日本律宗初祖。

　　 當代的佛教徒、佛教組織，也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作爲其弘道的工具。他們不僅利用現代化的印刷技術大量印發、贈送佛教書籍和宣傳品，還利用多媒體技術，大量製作宣揚佛教的錄音帶、錄像帶、光盤等等。他們不僅利用無線電技術、電視傳輸等技術，建有自己的電臺、電視臺，還利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建立了許多佛教網站。可以說，佛教利用科學技術作爲其弘道工具，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進步的。

　　 二、方便法門

　　 佛教徒認爲那些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方法和技術，都是可以用來弘揚佛法、利樂有情的“方便法門”。正是基于對科學技術的這種認識，佛教徒在曆史上也曾認真學習並掌握了大量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佛教在其傳播的過程中，也曾對某些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應用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佛教在雕版印刷術發明早期的作用。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佛教推動了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首先，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幾乎全部都是佛經，即印刷術最先用在了印刷佛經上。這說明，佛教徒首先將剛剛發明的印刷術應用在了能廣泛而迅速地傳播佛教教義的佛經複製上。這樣做，對印刷術是一個積極的推動，對印刷術的普及與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次，無論是從佛教發展的現實需求，還是從佛教教義的內在動力上看，佛教都有發明或推動印刷術應用的促進因素。隨著佛教規模的擴展，到了隋唐時期，信衆對佛經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而佛教經典中，關于對佛經的複製、傳播有極大“功德”，能消災、免禍、得福等諸如此類的說法，則在其中起了積極能動的催化作用。曆史上，佛教的弘法實踐者都進行過大量複製、散發佛經、佛教宣傳品的活動，據唐馮贽《雲仙散錄》記載，“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于四方，每歲五馱無余”。出于大力弘揚佛教的目的，佛教徒發明或者首先應用這種可以快速、准確、大量地複製佛經的技術，是完全可能的。正如美國著名印刷史專家卡特認爲的那樣，人類聰明才智的發揮有賴于強烈的宗教情感，印刷術的發明也是如此。而且印刷術過去的開拓新境界的每一步，都有宗教的擴張作爲它的動機。

　　 醫術、醫學知識更是佛教徒自利利他的重要的“方便法門”，難怪佛典中有那麼多醫藥方面的內容，難怪有那麼多僧人不僅懂得醫術、能行醫治病，而且還醫術相當高明。《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1)道出了其中的原由:

　　 雲何說此世俗醫方

　　長者告言:善男子，菩薩初學修菩提時，當知病爲最大障礙。若諸衆生，身有疾病，心則不安，豈能修習諸波羅蜜

　　是故，菩薩修菩提時，先應療治身所有疾。

　　 善男子，我此住處，常有十方一切衆生、諸病苦者，來至我所，而求救療。我以智力，觀其因起，隨病所宜，授與方藥，平等療治，普令除差。……如是隨應，斷諸煩惱，爲欲令其發菩提心，稱揚一切諸佛功德……

　　 也就是說，學習醫學知識、精通醫術，不僅可以使自己有個好的身體，安心修道;而且可以療治衆生的疾病、解除衆生的煩惱，讓世人了解佛的法力無邊，從而達到弘揚佛法的目的!晉代的高僧于法開，更是發出“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病。自利利他，不亦可乎

　　”的感慨。

　　 其實，不僅是醫學知識和技術，包含多種科學技術內容在內的“五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和內明”，在古代印度是出家、俗家及各哲學流派都學習的內容。既然“五明”是出家人必須學習的基本功課之一，佛門弟子中有些精通各種技術的專家，也就不足爲奇了。因爲這些技術和技能，對佛教徒來說雖然是“外道”，但它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是有利于弘法和自我修行的方便法門。

　　 叁、佛法說明

　　 在佛教的經典中，有大量利用科學知識和現象對佛法進行說明的例證，也有用佛教的理論對某些具體的科技行爲進行指導的情況。雖然，其目的不在于宣揚與傳播科學技術知識，但客觀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這也說明，佛教徒對科學知識是有所掌握和了解的，對它們並不是一味的诋毀和排斥。

　　 佛教常用一些物理、自然現象來說明佛教的義理。比如，在《大寶積經》(卷55)上，就有利用“日光珠”取火來說明“因緣生起”的佛教義理的事例:

　　 複次，阿難。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幹牛糞而懸其上，去珠不遠火便出生。不即牛糞及以日光，各能生火，亦不相離。因緣力故，火便出生。

　　 上面所說的“日光珠”是一種透明的球體，其實質是一個雙凸透鏡，它能將光線折射聚焦而産生高溫，若將易燃物品置于其下方的焦點處，就會被引燃。佛教只是認識到，其能生出火來是由于“緣力”的作用，而至于緣力究竟是怎麼回事，則沒深究。

　　 佛教認爲，整個世界是由互爲因果關系的事物、萬象形成的一個整體，外界客觀事物和衆生主體內心，也是互爲因緣、互相貫通的。“因緣生起”論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是佛教對很多現象進行解釋、對其他理論進行闡釋的基礎。像在佛教胚胎學中，對人因何受孕成胎以及爲何造成不孕的解釋，也是采用的因緣合和的理論，進行解釋和說明的。佛教還常用“四大”等佛教義理，來指導其醫學理論和實踐。如，佛教認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四大”和合而成，具體到人的身體，其生理結構的各組成部分也可分成四大部類;人的身體之所以會生病，則是由于組成人身體的“四大”基本元素，不能相互協調、比例失衡造成的;不同元素失衡，其病狀表現也各不相同。佛教醫學的有些理論，已被我國的傳統醫學吸收，成爲中醫學理論與實踐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必須認識到，佛教這樣做是在以事喻理，而這個“理”就是佛教的教義。佛教雖然對一些科學現象進行了描述、分析，但其目的在于說明佛教的義理，而不在于對科學知識的探求和掌握。佛經中對科學技術內容的敘述和表達，全都是始終緊緊圍繞著佛教的教義、義理展開的，最終都是爲證明佛法才是究竟之“法”，在看似無關、反複、雍長的陳述之中，始終都貫穿著一個核心——佛教的根本教義。

　　 小結

　　 科學技術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徒將它們作爲一種行之有效的傳教手段。佛教徒非常清楚“道”無“術”不行，傳“道”必須要有“術”做橋梁、媒介，而新鮮的科學技術就包含在“術”中。在實用的層面上，佛教一般並不否認科學特別是技術的價值，甚至會鼓勵信徒研究、積極應用新的科學技術，因爲他們認爲這些是“利樂有情”、“自利利他”、傳法弘道的“方便法門”，是可以拿來比喻、說明、闡釋佛教義理的例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佛教在一定條件下、一定範圍內，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會起到某些促進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佛教對那些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各種知識、技能，並非沒有限製性的規定。在佛教看來，這些都是“外道”!可以拿來爲我所用，但不可以執著、沈溺于此。比如，在佛教戒律中就明確指出:不可以醫爲生，不可以醫謀求供養。唐代高僧義淨就是“于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遂乃棄之”。正因爲如此，在中國古代科學史上做出突出貢獻的僧侶科學家，如法顯和玄奘，他們在科學上的成就並不是他們對科學事業努力探索、追求的成果，而是他們爲了弘教、求法而克服千難萬險的旅行經曆的“副産品”。當然，不可否認這些成就的取得，與他們有堅定的佛教信仰和頑強的毅力密切相關。

　　 在佛教徒看來，科學技術只能用來輔助弘法、修道，不可過分追求，不能以此爲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爲，它們都是世間法、是常法，可知、可學，但不可恃怙。只有佛陀的說教，才是世間唯一不變的真理，只有佛法才是究竟之法。佛教一切的一切，包括理論與實踐都應圍繞著這個中心。

《佛教科技觀初探(馬忠庚)》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