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物理學和天文學思想
黃秦安
《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
佛教自創立之始就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表現出強烈的探索與闡釋精神。在長期的佛教認識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宇宙圖像。物理學和天文學研究作爲佛教溝通人與自然關系的有力模式之一，是佛教科學文化中極富生機和活力的篇章。佛教的傳播也帶動了各國物理學和天文學知識的交流。在曆史上，佛教徒也對物理學和天文學做出過許多重要的貢獻，推動了世界範圍內物理學和天文學在特定曆史時期的發展。盡管從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角度和標准看，佛教的物理學和天文學思想和成果無論從科學性上、技術性上、實效性上還是方法論上都還只能算作是原始的、思辨的和素樸的，但佛教中蘊含的宇宙觀念和天文學思想卻是佛教文化的一份瑰寶。因此它的曆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還是很高的。
一、佛教的宇宙觀念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天文學是較早發達起來的一門學問。當人類社會進入畜牧農耕階段，就必須按照四季循環的規律來進行生産。對天象的觀測和認識、曆法的製定就都成爲人類的一項基本活動。
廣漠無垠、變幻莫測、星光閃爍的天空，曾激起古人多少绮麗的遐想和伴隨著疑惑和恐懼而來的認識自然奧秘的願望。在叁藏中，宇宙的本性被當作客觀事實。它原來就存在在那裏，任何人只要能夠都可以發現它。宇宙是永恒的，而且始終處于演變進程中。佛教學說相信空間和時間的無限性，相信有許多的世界以及幾乎是曆無數劫的時間過程。佛教著作中常說到有大千世界存在于例如一滴水或一粒微塵之中。在6世紀的佛教著作《立世阿毗昙論》這部主要論日月運行的書中，就有關于宇宙觀念的接近近代科學的論述。例如上面幾乎談到了現代天文學所說的“光年”的概念。
“有比丘問佛世尊，從閻浮提至梵處，近遠若何。佛言:“比丘，從閻浮提至梵處，甚遠甚高。譬如九月十五日月圓滿時，若有一人在彼梵處，放一百丈方石墜向下界，中間無礙，到于後歲九月圓滿時，至閻浮提。””佛經中表達的傳統宇宙觀念，認爲須彌山爲天地的正中央，日月環繞須彌山運動而不入地下，日繞行一周爲一晝夜。這與中國古代的蓋天說較爲接近。這些思想在人類認識宇宙的過程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佛教中還有關于周期性的世界災難或大火的理論。在災難之中海洋與陸地顛倒過來，一切事物都回複到混沌狀態，然後再度分化爲正常的世界。這些周期性包括四種狀態，即分化(成)、停滯(住)、毀壞(壞)、混沌或雲空(空)。這與現代科學關于宇宙可能經曆了連續的膨脹和收縮的周期的理論有些相似。
佛教的宇宙觀念對各家學派有深刻的啓發。以理學爲例，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公元1017-1073)，其“懲岔窒欲”的思想，就是取材于佛教學說的。周敦頤曾作“愛蓮說”。這是一篇蘊藏深刻佛教思想的佳作，從中展露出他思想深層的佛學因緣。在宇宙起源問題上，周敦頤吸取了佛教“非有非無”的觀點，將有和無統一起來，並結合道教的“太極圖”，形成了描繪一個龐大而精密的宇宙生成模式的名著“太極圖說”。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把它奉爲自己理學思想的基礎。
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僧一行(公元683-727年)博大精深的佛學基礎對其天文學研究無疑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宇宙理論和方法論方面，一行指出前人計算天的大小的錯誤，質問“宇宙之廣，豈若是乎
”刹住了計算宇宙大小的風氣。柳宗元在和劉禹錫的通信中曾經討論過一行的工作。柳宗元和劉禹錫曾分別作“天對”和“天論”，試圖回答屈原的“天問”。他們在各自文章中把一行的工作推進一步，形成了關于“天人之際”的許多基本論點，對後世有許多啓發。
二、 佛教與天文學傳播
佛教發源于古印度。從前漢時期開始，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帶動了中國與印度的科學與文化交流。這種交流是雙向的。不僅印度的天文學被傳入中國，而且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也經由佛教傳播到世界。如佛教徒宋雲、玄奘和義淨等在赴印期間，都曾對中國的科學技術成就給與高度的贊美並予以大力宣傳。在中國和印度，以及經印度與阿拉伯和西方國家的科學交流中，佛教徒做出過很多重要的貢獻。
在印度來華僧人中，由于兼學五明，多有通曉天文數理的。其中較爲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曹魏嘉平中(公元249-253年)來華的印度高僧昙柯迦羅;苻秦建元17年(公元381年)來華的僧人伽跋澄;姚秦弘始3年(公元401年)來至長安的鸠摩羅什;劉宋元嘉13年(公元436年)來至金陵的求那·跋陀羅等。這些僧人對天文、陰陽、星算、數經都有高深的造詣。他們到中國來不僅促進了佛教的傳播，而且帶來了印度的天文學知識。隨著印度天文學的傳入，中國天文學開始了對印度天文學進行吸收和融合的新時期。這在世界天文學曆史上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件。兩個文明古國在古代極爲困難的交通狀況下所進行的科學交流堪稱人類文明史的一大壯舉。
與佛經俱來的印度天文學與曆法知識，對中國天文學與曆法的發展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吳黃龍2年(公元230年)，由傳譯佛經輸入了印度的七曜曆，即五星配合日、月的七曜名義。唐代僧人不空譯《宿曜經》(公元759年)，舉及七曜的胡名、波斯名和天竺(古印度)名。其中天竺名在前義淨所譯《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公元705年)中已譯出。七曜名義輸入後，中國曆算家所修的曆法曾統稱七曜曆。如《通志·藝文略》即記有4世紀至8世紀30部七曜曆的目錄。唐代參用七曜曆，並流傳到了日本。
由印度輸入七曜曆後，又輸入九執名義。公元230年竺律炎所譯《摩登伽經》中即例舉七曜和羅喉、記都。約公元320至340年，帛·屍梨密多羅所譯《大孔雀王神咒經》，亦于七曜外另有羅喉、記都，共九星，稱爲“九執”。公元718年瞿昙悉達在《開元占經》中專節論述“天竺九執曆經”。九執曆是當時(公元7世紀前後)較爲先進的印度曆法。九執曆，是以19年7閏，和1月等于29又703分之373日計算。其中有推算日月運行和交食預報等方法，曆元起自春分朔日夜半。它將周天分爲360度，1度分爲60分。又將一晝夜分爲60刻，每刻60分。恒星年爲365.2762日。朔望月爲29.530583日。用車輪均輪系統推算日月的不均勻運動。
隨著佛教的傳播。中國的天文家通過學習佛經獲得印度天文學知識。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公元370-447年)就曾通過學習佛經獲取並吸收印度的天文、數學知識。據《高僧傳》記載，何承天曾向僧人慧嚴詢問天竺所用曆法，才有《元嘉曆》之作。僧一行在其《大衍曆》中，也引述了印度天文學中的12宮位次，以及拘摩羅的斷日蝕法。隋代以前隨佛經傳入了許多印度天文學著作。在《隋書》卷34“經籍志”中記載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叁十卷》等，這些書籍都是從法顯到義淨這一段時期內譯成中文的。但由于不入藏經，故不久就散佚了。
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2“印度總述·歲時”條中記載了當時的印度曆法。玄奘在印度住過的大寺院，如著名的那爛陀寺，對天文、數學、醫藥等都有深入的研究。
叁、佛教徒對天文學的卓越貢獻
中國是文藝複興以前所有文明中對天象觀測得最系統、最精密的國家。即使是今天的射電天文學家仍要以極大的興趣去查閱中國古代的天象記錄。而在中國乃至東方的天文學曆史上，佛教徒僧一行是貢獻巨大的傑出代表人物。
僧一行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本姓張，名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一行是唐初功臣張公瑾的後裔。剃度爲僧後，曾先後在嵩山、天臺山學習佛教經典和天文數學。曾翻譯過多種印度佛經，後成爲密宗教理的組織者。
一行開一代天文學研究之先河。其天文學研究以注重實際觀察和測量、注重儀器的使用、追求精確量化爲基本特色。一行的天文學研究涉及當時幾乎所有的領域。舉凡天象的觀測與記錄、星圖的繪製、計時儀器的改良、曆法的修訂以及宇宙理論的推衍，都有卓越的貢獻。
在製造儀器和觀測天象方面，一行主張在實測的基礎上編訂曆法。開元11年(公元723年)，一行和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瓒用銅鐵鑄成可以測量星宿運動和考察月球運行規律的黃道遊儀。一行利用這架儀器，證實了恒星的位置有移動(主要是由歲差引起)。後來，一行和梁令瓒等又設計水運渾象，這是對張衡水運渾儀的發展。這個以水力推動而運轉的渾象，附有報時裝置，可以自動報時。這被認爲是最早的自鳴鍾。它爲宋代蘇頌建造天文鍾奠定了基礎。李約瑟認爲，以機械的運行來計算時間，取代傳統的水鍾，對于世界文化有莫大的貢獻。現代的表和鍾，都是基于這種機械計時的原理。
在天文大地測量方面，從開元12年(公元724年)起，一行主持大規模的全國天文大地測量。這一測量，從印度支那一直到西伯利亞，沿子午線共設12點，所測子午已超過2500公裏。被科學史家稱爲是中世紀各文明中，工作量最大、最有組織的科學研究之一。測量結果不光糾正了《周髀算經》中“王畿千裏影差一寸”的說法，而且求出了地球子午線一度之長。雖然測量結果與實際值有較大誤差，但卻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線實測。
製定《大衍曆》是一行在天文學上的又一大貢獻。開元9年(公元721年)，據李淳風的《麟德曆》幾次預報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編新曆。從開元13年(公元72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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