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與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兩國自古以來，一直是相互學習，彼此交流。幾十年來，季先生對此作了大量細致認真的研究，他上承前代之余緒，下開一世之新風，獨辟蹊徑，發前人之未發，有不少很有曆史價值的著作問世，其影響巨大。他還身體力行，做了很多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實事，他不愧爲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印度學研究方面，季羨林卓有建樹，貢獻巨大

　　季先生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說：“我們研究文化交流，絕不是爲研究而研究。除了學術意義外，還有現實意義——全世界各國人民都時時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都從文化交流中既得到物質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

　　季先生認爲，中印文化交流曆史久遠，尤其“佛教于公元前傳入中國後，也由于同樣的原因站穩了腳跟，並逐漸擴大其影響，不但在群衆中流行開來，而且深深地滲透到中國傳統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傳入中國，中國的哲學發展將會迥然不同，這一點我們很難想象。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也隨之傳入進來。所以印度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現象，十分突出，令人難以忽視”。因此，季先生認爲：“不研究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曆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這些話說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落後。爲改變這種狀況，季先生多年來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先後出版了幾部重要著作，如《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雙向的。因此，季先生認爲，“如果中印兩國之間沒有相互學習和交流，兩國文化的發展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他就中國文化對印度的影響進行了大量研究，發表了不少著作，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補了這個研究領域的空白。

　　季羨林治學六七十年，涉及的領域之廣、之深、之雜、之多，在國內外實屬罕見，很難用一兩句話包容。涉及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學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印度學研究；2.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翻譯著名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5.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6.散文創作等。

　　在印度學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樹，貢獻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幾十年來用力最甚、花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領域。所謂印度學，包括印度的語言學、文化學、曆史學、佛教學等。他不僅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還能閱讀法語、俄語書籍，這爲他從事語言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條件。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貢獻是發現並證明了古代印度語言各種形態變化的特點，他的論文爲判定佛教經典産生的年代、地點、流傳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他把佛教梵語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解決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許多問題，發現了佛教梵語的發展規律，爲豐富和發展語言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對印度語言發展史的研究意義重大。他通過對語言學的研究，還促進了自己對其他學科的研究。他把語言研究與佛教史實的探索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探討古代佛教語言時，並不嚴格局限于語言的形態變化，而是努力探究隱蔽在形態變化後面的東西。季先生的大量細致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達到國際一流水平，爲世界各國學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語學界和語言學界受到高度重視。他的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語言論集》、《原始佛教語言問題》等。

　　在印度文化學方面，季先生繼往開來，功勳同樣卓著。他對印度文化的形成、特征、優點與長處、缺點與不足，以及它與西方文化的差異，與中國文化的區別等，都有明確的闡述。對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響，也有科學的說明。他指出：“中印兩大文化圈之間，相互學習和影響，又促進了彼此文化的發展，這就是曆史，也是現實。”這句話千真萬確，一針見血。他身體力行，不僅介紹了印度文化，而且還作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動了中國對印度文化的研究，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代表作有《季羨林論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論文集》等。在他的垂範和積極倡導下，我國一批又一批學術著作相繼問世。

　　在曆史學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僞辟謬，新義疊出，發前人之未發，這是他的研究特點之一，諸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與途徑問題等，就是例證之一。季先生主張，研究曆史要有“史德”，實事求是，注重考證。“考證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實，而真實又是曆史研究的精髓。對史料不做考證求實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適履，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不道德的行爲，爲真正有良心的學者所深惡痛絕。”他還主張，研究曆史切忌教條主義，他強調指出，“曆史研究，貴在求真，絕不容許歪曲曆史事實，削足適履，以求得適合某種教條主義的“論””。他不僅對中國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對印度曆史研究發表了高見。關于印度曆史，季先生給我們提供了研究印度曆史的科學理論和方法，他主張要曆史唯物主義地劃分曆史時期和確定社會性質，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比較方法來研究等，他身體力行，爲中國學者作出了光輝示範。他除了發表過《印度簡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等著作外，還寫了許多涉及印度曆史的重要學術著作，如《羅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這些著作中，他對許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沒有解決的有關印度曆史問題，做了科學探討，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填補了印度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開拓印度曆史研究的作用，獲得了國內外學者的盛贊。

　　在佛教學方面，季先生是國內外爲數很少的真正能夠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佛教學的學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語及漢譯佛典等原始資料進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與一些國際學者進行研討、辯論，最後匡正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的錯誤結論，産生了重大影響。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佛教》(見《季羨林文集》第7卷)等；在吐火羅語言研究方面，他填補了我國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爲中國爭得了榮譽。代表作有《吐火羅文研究》、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見《季羨林文集》第7、11卷)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這一反饋現象鮮爲人知。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爲什麼在佛教中出現這種現象，對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對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義。但至今還沒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關書籍，認真地談到這個問題。季先生通過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對佛教倒流的現象、原因等做了精辟闡述，對倒流印度的史實做了科學結論，解釋了這一特異現象，從而爲佛教學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新貢獻。(可參閱《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季先生主張積極開展中外文化交流，既總結過去，又展望未來。他寫文章，作報告，辦講座，大力宣傳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諸如《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複雜性》、《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問題》等，後來他又主編了《東西文化議論集》。所有這些，受到了中外學者的重視，影響頗大。他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時間也相當長。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貢獻更大。他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中印兩叁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史實進行了系統的挖掘和整理，並指出其交流的特點：“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季先生對印度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成就卓著，主要代表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糖史》和《大唐西域記校注》等。由于成就輝煌，他被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印度駐華大使南威哲先生(V.K.NAMBIAR)在授予他“名譽院士”儀式上的講話中說：“季羨林教授對印度的研究，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真可謂是一個傳奇式人物。季羨林教授也是世界上公認的梵文研究的帶頭人。他對中印兩國曆史長期相互交流的研究所作的貢獻，時至今日仍然起著先鋒作用。”印度文學院長羅摩坎達·賴特先生(RAMKANTA.RATH)在授予季羨林教授名譽院士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采取這一史無前例的創舉，把名譽院士授予季羨林教授，中國、東方文化學術界的帶頭人，我對此舉倍感欣慰。”

　　翻譯《羅摩衍那》，填補中國梵文文學翻譯的空白

　　在印度古代文學方面，他翻譯介紹了大量印度古代文學作品，並進行了一系列認真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填補了中國印度梵文文學的空白，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增進了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獲得了中印兩國學者的交口稱贊。幾十年來，他陸續翻譯了《沙恭達羅》、《五卷書》、《十王子傳》、《佛本生故事》等名著。尤其經過十年堅忍不拔的努力，終于翻譯完成了世界著名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不但填補了我國梵文文學翻譯的一項空白，也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因此，得到了國際梵文學界的極高評價和贊揚。在此基礎上，他又研究了《史詩》在我國新疆、漢、傣、蒙、藏地區傳播的情況，以及它在中國的影響，爲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作出了新貢獻。在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方面，季先生勇于創新，不因循守舊，重視比較文學研究。他提出了建立比較文學中國派的主張，得到中國學者們的一致贊同，在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引起了世界文學界的極大關注，如今已成爲世界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指出了比較文學屬文化…

《季羨林與中印文化交流》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