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翻譯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
劉川
《作家》
一、佛經翻譯的曆史盛況
中國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漢武帝通西域之後。現在翻譯界有許多學者，以爲佛經翻譯是東漢安世高開啓的，其實不然。最早的佛經翻譯，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出現的，當時貴霜帝國大月氏王遣使來中國口授佛經，博士弟子秦景憲協助來使伊存口授佛經。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來華翻譯佛經。佛經大規模傳入中國，是在東漢桓帝建和年間(公元147年後)安世高來華譯經之後。至此以後大約七百年，印度佛教通過佛僧譯經傳教，持續深入中國，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宗教、哲學、政治、藝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後期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滅佛事件，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變。然而，佛教傳播短暫中斷之後，又在後世迅速複興，在中國文化史上，佛教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多功能角色。
中國文化的發展史離不開佛教，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壯大和發展，又離不開曆代佛經翻譯家及其弟子。因爲曆史上佛經翻譯，主要發生在唐武宗之前的八百年，故本文的論述重點也集中于東漢至中唐這一段時間。
佛經翻譯運動大體上經曆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自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2年)至東晉後秦的大約四百年，這一階段的佛經翻譯，主要是由外來的佛僧擔任主綱。如前所述，最早來華的外國佛僧翻譯家伊存、迦葉摩騰、竺法蘭，之後有安世高、支婁迦谶、真谛、昙無谶等(多來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第二階段自後秦弘始年間(399年)，鸠摩羅什來長安至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這四百多年，佛經翻譯主要由中國本土的佛僧擔任主綱，著名翻譯家有鸠摩羅什、佛陀跋陀羅、玄奘、義淨、不空等。這二個階段裏，中外主要翻譯家所承擔的翻譯地位，也符合外來語言文化從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傳播和發展過程。
二、佛經翻譯家的曆史地位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其經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爲犍陀羅文、焉耆文(吐火羅語A)、龜茲文(吐火羅語B)，後來則是巴利文、梵文，能夠讀懂原文的人極少，而絕大多數人，只能依賴佛經翻譯家的語言文字水平和見解去了解佛經。于是，在這樣的文化傳播過程裏，佛經翻譯家首先便是外國語言的解讀者和翻譯者。就翻譯的數量和種類，東漢至唐朝的佛經翻譯，堪稱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一個高峰，而且其成就維持了一千余年之久，也未被後人超越。近代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中的翻譯成就，是否超越第一個高峰，還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貿然定論。
不僅如此，當這些外語解讀者和翻譯者，在經曆跨文化初級傳播的過程後，並沒有像現代意義上的部分翻譯家那樣停足止步，而是常常以所翻譯的佛經爲依據(相當于課本)，身體力行地向他們的中國讀者傳經布道。因而，他們的身份已不僅是翻譯家，還是新的社會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稱爲社會教育家。在這點上，佛經翻譯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就已超越了絕大多數現代意義上的翻譯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經翻譯家在擔當佛經教育家的同時，逐漸加深了對佛經的理解，逐漸形成了漢化佛教的各個宗派(六朝和隋唐時期曾出現十叁支佛教宗派)，進而將佛教發展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漢化佛教。這些宗派往往人數衆多、傳承嚴密，短則四、五十年、長則幾百上千年。于是，佛經翻譯家又成爲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員。而且，因佛教含有濃厚的宗教哲學，不少人還撰寫佛經著作(如道安的“本無”說，僧肇的般若學、智顗的止觀論、竺道生的頓悟成佛說、窺基的“唯識論”)，于是有些人還成爲佛教哲學家。翻開中國曆史或哲學史可以發現，東漢至唐朝那一時期，中國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大約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經翻譯家集幾任于一身(翻譯家、教育家、宗主、哲學家)，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極爲有趣的特殊現象。他們跨文化區域傳播佛教經典的曆史成就，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語言學或翻譯學的意義，對二千年來的中國曆史、政治、宗教、哲學、建築、藝術、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佛經翻譯家實際上扮演了中國文化重要構建者的角色。不知我們還能否找出幾位，與古代著名佛經翻譯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響的現代翻譯家？鑒于篇幅原因，本文集中概述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幾位佛經翻譯家，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
叁、鸠摩羅什與大乘空宗
鸠摩羅什(344—423)，西域龜茲人，東晉後秦時來長安，享有國師待遇，在西明閣和逍遙園設立譯場，廣譯佛經，參與者800余人。據《開元釋教錄》，他主持翻譯了74部(384卷)；又據《曆代叁寶記》，他翻譯了97部(425卷)。羅什本人堪稱四大佛經翻譯家之首，他翻譯的《般若》諸經和《法華經》，被視爲佛經四大翻譯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譯中的第叁部《大般涅槃經》，由北涼時來華的印度僧人，昙無谶翻譯，但該經的研究與傳播，後來全部由羅什派弟子掌握)。從翻譯學角度看，鸠摩羅什的譯經數量、內容准確性、文體技巧等方面較前人都有顯著提升。他還第一次提出了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原則，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譯原則，開創了佛經翻譯理論的一代新風。鸠摩羅什翻譯的佛經，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經典和禅學經典，規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極大地推動了漢化佛教的傳播和發展。羅什系統的弟子最初有叁千，僅列入《高僧傳》的就有22人。後來他的承傳系統隨著時代前進又擴大了，因而在羅什周圍形成了，以他所翻譯的佛經爲理論依據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別(承傳印度大乘佛教龍樹空宗，宣傳一切皆空的虛無主義)：
1、“叁論”，即《中論》、《百論》、《十二門論》，這成爲了叁論宗的理論依據，羅什本人被尊爲叁論宗始祖，傳承至道生、昙濟、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師)，後來叁論宗並入禅宗。
2、《法華經》和《大智度經》以及昙無谶所譯《大般涅槃經》，啓示了北齊的慧文創立天臺宗，成爲天臺宗的起源。經慧文傳承至慧思、智顗(天臺大師)、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高麗僧人從智顗處將天臺宗傳入朝鮮，日本僧人從道邃處將該宗傳入日本。天臺宗關于佛性的宗教哲學觀點是魏晉以來中國哲學人性學說的發展，開啓了宋明理學天道性命觀的先河。
3、《坐禅叁昧經》等禅學經典啓發了羅什弟子道生和慧觀，他們首倡“頓悟成佛”之說，以後影響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師，終于形成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代表作《壇經》是中國僧人著述中唯一稱經的著作。禅宗是對印度佛教的革命性變革，是徹底漢化的佛教，也是流傳最爲遠久、影響最大的宗派，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頂峰。
除此之外，受鸠摩羅什譯經的影響，還出現過流行時期較短的法華宗、俱舍宗、涅槃宗、淨土宗、律宗、密宗。
以上這些宗派中，禅宗對後世影響最爲深遠。唐朝以後的曆代政治家、哲學家常常借鑒禅宗反對權威、建立學說。例如，宋元明時代的周敦頤、程颢、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理學家都深受禅宗的影響，近代改革家譚嗣同、章太炎也從中吸取思想營養。朝鮮和日本僧人唐宋來華，傳承禅宗。近代歐美也出現了禅宗，如美國曾出現“基督教禅”運動。禅宗對中國人的直覺思維習慣、人生態度、建築式樣(如各地的禅寺)等方面也有深刻影響。
佛經翻譯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産生了深刻影響。南朝劉宋時代的大文學家謝靈運，不僅笃信羅什派佛教，還參與《大般涅槃經》(該書“南本”)的翻譯。他受到佛經翻經時漢語和外來語對比的啓發，著述了《十四音訓敘》一書，形成了漢語中的“反切”理論，對漢語的發展産生了曠世的影響。此後，在佛經翻譯和研習的推動下，文人學士積極探索漢語聲律理論，相繼發明了“四聲”、“平仄”等聲律理論，出現了以謝眺爲代表的永明體詩歌。這種新的詩歌變種是古體詩和近體詩(唐朝律詩和絕句)之間的過渡産物，開辟了唐詩發展的道路。換言之，經由佛經翻譯形成的反切理論和“四聲”、“平仄”等聲律理論爲日後中華民族的瑰寶——唐詩、宋詞和元曲的誕生奠定了語言學基礎。
四、佛陀跋陀羅與大乘有宗
與鸠摩羅什同時代，還有一位著名的佛經翻譯家佛陀跋陀羅(覺賢)。他原是印度佛僧，東晉十六國後秦時來華，先在長安石羊寺傳授自己翻譯的《達摩多羅禅經》、《新無量壽經》等禅學經典，以後到建康(今南京)久居，以道場寺爲譯經中心組織翻譯大批佛經。覺賢的譯經著作以《華嚴經》(習慣稱《六十華嚴經》，佛經四大翻譯之一)、《達摩多羅禅經》、《觀佛叁昧海經》最爲著名。除上述叁部重要佛經外，覺賢還翻譯過另外八部(二十余卷)。雖然他的譯經數量比不上鸠摩羅什，但在《六十華嚴經》的旗幟下，他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堪與鸠摩羅什派大乘空宗相對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傳印度大乘佛教世親有宗，宣傳因緣出于叁界，個人努力不同會招致不同的結果。這一學說有積極的一面)。
覺賢翻譯《六十華嚴經》之後，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經典《十地論》隨後也由叁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譯出。後來有宗的慧光大師以《十地論》爲依據，大力推進《華嚴經》的研究承傳，逐漸形成慧光系統，即覺賢再傳系統。慧光直傳大弟子十五人，再傳弟子衆多，其中十人被列爲十哲。同時，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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