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雜談

　　項一峰

　　《佛學研究》1995年第4期

　　 教育無論對自然，對社會，對人類，都是一種有益的方式。今日只要你有機會路過校門，不難從校門兩旁的牆壁上看到“國家富強，教育爲綱”、“國家興盛，教育爲本”。“社會發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等視教育爲建國安邦、社會進步、民族強盛關鍵的標語。在這一點上，美國、日本、韓國等東西方先進發達國家，在言行上比較一致，有的國家甚至不惜血本投入去實施教育計劃。而我國在這方面現在還顯得力不從心。我國的教育，自然也包括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何時開始

　　可言自釋迦牟尼菩提樹下苦修六年成道，五比丘初轉*輪即已開始。我國的佛教教育活動，當然要從西域高僧大德入漢弘揚佛法的第一天算起。後來曆代高僧大德開辦譯場，講經說法，乃至本世紀初歐陽竟無先生、太虛法師等人創辦的各類佛學院，都屬于佛教教育。故佛教教育，自産生以來大體可歸納爲二大類。

　　一、師徒教育：(1)僧人與僧人之間的教育。(2)僧人與居士、善男信女之間的教育。

　　二、學校教育： (1)僧人、居士 (亦有非信仰者)與僧人之間的教育。 (2)非信仰者與非信仰者之間的教育，如社會大學中開辦的宗教學科。

　　按現代述語來說，前者爲比較高級形態的教育，後者爲高級形態的教育。佛教在曆史的長河中生存發展至今天，此二類教育模式是不可缺少的。至于二大類中包含的小類教育形式，至今還存在不足。

　　師徒教育，是原始佛教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佛教教育史中一直延續至今。在今後的佛教教育中還將會繼續延續下去。這種古老而原始的教育方式，爲佛教的弘傳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爲師徒教育方式，是心傳、宗續、實踐參悟的基本保障。

　　佛祖說法，隨緣而變，隨機而立，化濟群生。自印度佛教産生上座部、大衆部之別，佛教已萌生不和協，或說帶有對立性的教育因素。傳至我國，産生了禅、淨、密、賢、法相、叁論、天臺、唯識八大宗系。雖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盛況，但又不免各自爲陣，存在互爲不利的影響因素。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國曆史朝代中，由于當時封建統治者不注重普及教育，認爲受教育者是少數上中層人的事。故而師徒教育在社會教育占了重要地位。佛教教育中的師徒教育雖然有教無類，但與舊的教育方式一致。

　　社會進步發展即將跨入21世紀的大門，教育已被視爲富國強民之本，深得社會普遍重視。當今受教育者不是少數人的事，而是每個人的事，師徒教育的衆多缺陷性，如知識單一化，被授教育人數過少等，已不能適合當今和未來人們求知的要求，難與時代同步。所以學校教育方式的優勢，強勁地顯示出來。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也非常注意和重視這一點。當初太虛法師、歐陽竟無先生等人創辦的各類學校就是行動的實施。他們爲現代和未來的佛教教育開了個好頭，指出了佛教教育的正確方向。佛教教育要與社會教育同步，就要適合時代發展的新潮流。

　　佛教教育，在僧伽教育方面，太虛法師的佛教叁種革命說，很具時代感。第一是教育革命，針對帶有封建宗法烙印的製度和傳統製度，主張創辦佛教大學，從僧伽中選拔品學兼優者主持各地寺院，以消除幫派林立、等級森嚴的流弊。第二是教産革命，主張寺院財産公有，興辦教育和社會慈善事業。第叁是教理革命，針對中國佛教偏重死後活動，和尚以赴經忏、超度薦亡爲職業的流弊，主張人生佛教，注重現生問題，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

　　太虛法師的叁大革命說，應該是當今我國佛教僧伽教育的理論基礎。不過太虛法師主要針對的是僧伽教育。佛教徒有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太虛法師重僧伽教育而忽略居士(學者)教育。同時代的歐陽竟無先生卻二者兼得，創辦的支那內學院，既培養僧才，又培養居士(學者)。如著名的佛教學者熊十力、湯用彤、梁啓超等人都是及門弟子。

　　在佛教傳弘的整個曆史中，僧人占主導地位、作用之大自不必說，僧才的教育培養定當爲首，而自釋迦在世就有維摩诘大居士護法。《維摩诘經》所言正說明居士護法弘教的重要性。同時也暗示了培養在家教徒的不可忽視。這種僧俗弟子同軌傳弘佛法，在中國古代佛教史中卻難能讀到，是中國佛教教育中的一大遺憾。時至近代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佛教界方有重視居士弘法的重要性。叁中全會以後的開放改革，佛教再度恢複。複蘇後的佛教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佛教人才的培養。十幾年來，各地佛學院、培訓班、名山大寺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佛教僧才，但能適合時代、與時代同步的佛教僧才卻爲數甚少。對佛教居士(學者)的人才培養實際沒有提上日程。佛教四衆弟子，佛學水准普遍跟不上。這對現今和未來中國佛教的興盛，爲中國佛教能與整個時代同步，而服務于社會，實現人間佛教，難以勝任。

　　近幾年筆者有緣參加了些國內、國際性，有關佛教文化的學術研討會，深感佛教人才之缺乏。有的非佛教界組織召開的會議，不是無教徒參加，就是參加人數占與會代表人數的百分之幾。在這僅有的百分之幾中，還是非大陸的教徒爲主，佛教界(或聯合)組織召開的會議，以佛教徒身份參會人數也難以占主導地位。以專業論文水准來看，大陸佛教徒與非大陸佛教徒，及佛教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相比，大多水准相距很遠。大陸教徒參會者，幾乎皆爲長者，這不能不使與會者們感到佛教界後繼人才緊缺。

　　只要稍加調查了解，近十幾年來佛教界培養出的僧伽人才並不少。僅就北京中國佛學院及南京棲霞山佛學院、蘇州靈隱山佛學院叁所國家級高等佛學院來說，培養出佛教僧伽人才近千人。再加上省市級和名山大寺自辦的各類佛學院校，今日學就赴工作崗位的人數不少于幾千。除極少數從佛教界進入社會單位從事科研和改行工作外，全部在佛教界工作。這些在佛教界工作的僧才，他們究竟在幹什麼

　　是否在替佛行道，以身弘法

　　他們在佛教界工作的情況，大概可爲以下幾種：一、不失僧人身份，經商，赴經忏法會掙錢。二、搞些教務工作，錢雖說不少掙，但是僧俗身份互變不明，落個自由。叁、雖不爲財色，但爲名，僧人身份不變，倒也安份。四、不爲財色名利的僧人，如麟角鳳毛。他們求悟證而苦行，追真理而奮進。但是他們很少願意去參加一些社會性的公開活動。芸芸衆生，各爲所得，各爲所求。

　　佛學院校培養出的人才要求，是脫俗出世，德才兼備，獻身弘法，普度衆生的僧才，以上說佛學院校培養出幾類人才來講。唯有教內第四種僧才似合標准，只是在普度衆生方面略有點不足。余五類都是佛教教育的“失敗”。在五類失敗者當中，當首推離開教界行居士護法方向的人才，弘法最得力，他們守居士戒，即遵守佛教戒律，無犯戒之不良現象而間接影響佛教的聲譽。他們致力弘揚佛教文化。佛教理論是佛教的精髓。佛教今日在我國及世界衆多國家久興不衰，就是因爲佛教理論的博大精深。佛教文化與民族文化相融，已至不可分割。在二種相融的文化中，任何民族在重視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時，不得不重視佛教文化。不然某些民族文化就會大加遜色，或出現文化斷裂。居士們的學識不但爲佛教界承認，更爲社會所承認。同時證明佛學院培養出的人才與社會其它大學培養出的人才，互爲抗爭，毫不遜色。如此也是教外弟子弘揚佛法的一種新方式。

　　其次當推教內工作的第叁類僧人，不爲財色，略爲名，但言行一致，理論與實踐並行並弘。

　　一、二兩種教內人才，他們爲財色，在弘法過程中，起了“像法”作用。有時不免受到人們的譏諷。

　　至于改行者，是佛教教育的徹底失敗。不過仍不失慈行普度，爲社會培養出具有高知識的社會人才，對佛教無大益，但也無害。

　　綜上所說佛學院校培養的人才，他們今日的所作所行，能充當和擔任現在、未來佛教弘法大業。佛教事業前景如何

　　今天佛教界及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衆多有識之士，對佛教進入21世紀後的人才大加憂慮。首要問題是佛教當今如何發展

　　佛教教育如何培養出適合社會發展的弘法人才

　　就此筆者將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佛教教育辦佛學院校，不能堅守自閉，只培養僧才，應僧俗兩類人才兼備。這種辦學方式，韓、美、日本等國家已有先例。在我國支那內學院也是嘗試。

　　二、開辦居士佛學院校，培養教內教研人員，並爲社會科學研究相關聯的學科代培人才。

　　叁、佛學院校培養出的僧才，根據才能和社會因緣，提供適當的條件，讓他們盡能盡智爲弘揚佛教大業而盡力。如近十幾年來培養出的僧才中，不少有學識，有培養前途的人，因僧緣不足，俗緣不佳，及一些人爲的障礙，造成他們弘法力不從心，這是佛教人才的一大浪費。

　　四、爲現具較高才能的年青僧人，多提供些條件，讓他們更進一步進修專業知識，及有關的文化知識。如當今港、臺、日等一些僧人，一人擁有幾種學業學科的文憑學位。這種培養僧才的教育方法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現在的北京大學就有外國僧人在校進修非佛學專業。

　　五、佛教界多成立一些研究機構，彙集教內外有志的專家學者，從事佛教系列文化研究，經常舉辦一些國內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交流會，促進佛教文化社會化的普及教育，高層次的發展。

　　六、佛教的社會化，是當今佛教僧人再不是過著行乞化緣，光靠護法供養生活。他們自食其力。現在提倡“農禅並重”，應該還要提出“商禅並行”。關于“商禅並行”或許招來一些人反對。俗話說“無商不奸”，這個“奸”字會嚇倒一大批人，這是犯戒。其實爲商不奸的大有人在，而我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法合理經商(不是進寺拜佛買門票，自斷佛門之香火)，這正是對社會“奸商”的一種打擊，是促進社會經濟繁榮、淨化社會的有益之舉。

　　七、佛教界開辦初級文化教育學校，爲因各種原因而造成的失學兒童提供就學機會。這是社會公益，亦可爲培養未來佛教人才打下基礎。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就辦有此類公益學校。

　　八、對當今中國佛教如何發展

　　不少人提出應學習日本的佛教，也有人堅持應學習東南亞一些國家的佛教。日本佛教今日的現狀對佛教的傳弘雖有衆多益處，也有不少弊端。我們不一定非要完全向他們學習。我們應該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找出一個適合于中國佛教發展的路子。如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搞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樣。按照我國現有的國情發展佛教事業，這就要不失印度、中國佛教的傳統，僧人嚴守戒律，做出表率。另要加強居士(學者)佛教。中國佛教曆來以僧人佛教爲主，居士佛教只是附屬。用現代人流行的話說屬“編外”，我們應該將居士佛教納入“編內”，實行僧人佛教、居士佛教並重，這樣不正是揚日本佛教之長，避日本佛教之短，亦不失印度、中國佛教的傳統。四衆教徒各守己戒，弘揚佛法，實現“人間淨土”。

　　謀求中國佛教未來的發展，續佛慧命，不是某個別人或某些人力所能爲的事，應該是每位佛門弟子首要關心的大事。作爲一名佛門弟子，報四恩，誠心提出上述建議，但望能得到更多關心佛教發展有識之士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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