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生會的佛教教育思想

　　張捷 陳旭遠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康生會(公元

　　一280年)是叁國時期致力于弘傳佛學的佛教教育家。他原籍天竺(印度)，而生于中土。“笃志好學，明練叁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①曾從安世高弟子陳慧等人學習佛法。吳赤烏十年(234年)，他初達事業，“營立茅茨”，設像弘教，並取信于吳主孫權，爲之建塔，名曰:建初寺。此後，他便以建初寺爲中心，從事譯經和弘傳佛學的佛教教育活動。曾譯出《阿難念彌陀經》等多部，並爲《安般守意》、《法鏡》、《道樹》叁經做注製序。他譯經不忘講學，爲擴大佛教教育的對象，增強佛教教育的社會政治作用，曾提出了下列主張。

　　 一、以佛明法，正心治國“以佛明法，正心治國”是康生會進行佛教教育的宗旨。他認爲，修習禅學就是使受汙染之心，去掉汙垢，使自己的主觀精神達到符合佛道的最高要求。同時，還要利用自己獲得的佛道去覺悟一切衆生，救世利民。由于他“博覽六典”，深受儒家大師孟子影響，孟子主張行仁道，即當權者要有拯救人類的“恻隱之心”或“慈悲之心”。康生會同樣認爲，要救世利民，希望就在于權勢者，故首先是向當權者講說佛教教義，使他們信奉佛教，以求在全國普及佛教教育，君主能實行仁道治國，即通過拯救人類靈魂的辦法來拯救人類社會。

　　 “以佛明法”是康生會佛教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意即通過佛教教育，使當權者信奉佛教，經佛道治理國家。也就是以佛教的政治替代當時的政治，目的在于使當權者行仁道，“治國以仁”。康生會將推行仁道、維護禮治的希望，寄托在權勢者身上。他理想中的國王，一不“利己殘民，貪而不仁”，二是經常檢查自己，明白“君貧德民窮矣，君富德民家足;今民貧，則吾德貧矣”②的道理。國王要實行仁道，又以佛道的實行爲前提，即以佛教的某些信條作保證，以佛道治國，從精神上統治國民，以佛教的戒律和教育替代武力鎮壓。具體而言，就是在全民中推行五戒。

　　 五戒是佛教教育中用以製約僧衆言行的行爲規範，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康生會將五戒修改、擴充，成爲“五教治政”。內容是:

　　一者慈仁不殺，恩及群生;二者清讓不盜，捐己濟公;叁者貞潔不淫，不犯諸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五者奉孝不醉，行無沾汙。③

　　 也就是說:作爲國王要以五教治理國家，一要仁慈爲懷，不殺生;二是不偷盜，捐己濟公;叁是貞潔不淫亂，也不犯諸欲;四是誠實不欺騙，言語樸實;五是奉行孝道不醉酒、行不奸邪。他所主張的“五教治政”是將“五戒”這種佛教教育中學僧遵守的戒律，也即行爲規範，進一步擴大爲人類社會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和原則。其中不盜，還要包括“捐己濟公”、“富者濟貧”;不殺，包括“慈仁”、“恩及群生”;不醉，則與“孝道”相連，成爲“奉孝不醉”等等。這都是佛教規範中所沒有的。他將“孝道”列爲“五教”之一，這就具有鮮明的調和儒佛道德觀念的特色。他雖認爲，盡孝道，對于人正心修養十分不利，但要治國，推行仁道，又必須提倡“盡孝”。在《六度集經》中既有“布施一切聖賢，又不如孝于其親”④的主張，又有以行孝感天故事的生動記述。他盡可能讓孝道在佛教治國中發揮作用。康生會認爲實行了“五教治政”，就可以使一個國家“牢獄不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谷豐熟，災害不起，其世太平。”⑤

　　 “正心治國”是康生會佛教教育宗旨又一內容。意即通過佛教教育，學僧首先要“正心”然後“治國平天下”。“正心”指淨化人的世俗情欲思念，“垢退明存”。“治國”則可說來源于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康生會承襲小乘佛教中“心性本淨”的思想，認爲人心是純淨的，有如明鏡，受垢汙染。所以要通過學習，使其“正心”。即“劃刮瑩磨”，使自己的精神境界達到佛道要求的最高層次。正心可以修身，修身後方能“治國平天下”，“正心”是“治國平天下”的途徑，而“治國平天下”則爲了救世利民，普渡衆生。正心，這是小乘佛教教育中所強調的內容，它以禅學爲內容，以自利爲目的，達到個人的修養提高。治國則是救世利民，是大乘佛教教育所注重的內容，它以修身爲途徑，達到救世的目的。康生會是將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思想相結合，將個人的修養與救世利民、國家治理相連，提出了“正心治國”的主張。

　　 康生會將佛教的消極頹廢的出世態度改造爲積極的救濟貧困、治理國家的入世態度，將佛教教育以“自利”爲目的，轉向以“正心治國”爲宗旨。勸奉當權者信佛，實行仁政，這是中國佛教教育史上的第一人。

　　 二、習小乘兼取大乘小乘以釋迦爲教主;大乘提倡無數佛，將佛神化。小乘追求個人的自我解脫，以證得羅漢爲最高目標;大乘則宣傳大慈大悲、普渡衆生、以渡世成佛、建立佛土樂國爲最高目標。小乘著重于叁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修養;大乘倡導以六度爲內容的菩薩行。

　　 康生會從師小乘佛學傳人，但並沒有局限于小乘佛學內容，還吸收了大乘佛學的思想，使他的佛教教育思想具有了大、小乘兼有的特色。他提出“正心治國”的教育宗旨就是明證。

　　 康生會學師安世高門下，僧傳曾曰:“傳禅徑者比丘僧會”，⑥可見，康生會傳承安世高小乘禅學。安世高的“禅數”之學也稱“定慧”、“止觀”，指專心守一，控製自己的意識活動的力、法，使內心擺脫環境的影響，在保持極度安靜的狀態下，憑借預定的構想，達到相應的宗教道德或宗教認識的目的。康生會則認爲學習禅學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正心，二是神通。神通指“製天地、住壽命”之類的神德。正心是現實的，經個人修養就可達到。神通則是比較高級的禅定，近于幻想。他在《六度集經、禅度無極章》中，明確指明修習禅學不同階段有不同目的。初修禅學時，要“合會衆善內著心中”，以衆善而消除意中的“諸穢惡”。修禅至高境界，則“善惡皆棄，心不念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猶琉璃珠。”再進一步修習禅學，則達到了神通的境界，即能“輕舉騰飛，履冰而行，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出入無間，存亡自由;摸日月，動天地，洞視徹聽，靡不聞見。”也就是說，初修禅者，要消除“諸穢惡”，然後棄善惡比如琉璃珠，進而進入“分身散體”、“存亡自由”、“摸日月”、“動天地”等境界，就是神通。可見，康生會弘揚禅學，主張通過對“神通”的追求，促進個人持續不斷的“正心”修養。他認爲正心可“專心滌垢，神與道俱”，但不限于此，還要“志寂齊乎無名，明化周乎群生”。這就使康生會的禅學修習，不僅作爲個人修養、獲得解脫的手段，更成爲“明化周乎群生”的手段，而“明化周乎群生”是不以“自利”爲目的，主張救度衆生。這顯然是大乘佛學的思想。他這種志于拯救衆生的精神，在他宣講佛學的教材《六度集經》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

　　 《六度集經》記述了釋迦牟尼未成佛前的種種神話般經曆，以寓言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他們學習效仿的各種典範。輯錄各種佛經和佛經段落91種，共8卷，按“六度”的次序編排。《六度集經》主要是倡導大乘的菩薩行。大乘佛學的吸取，使他對社會的態度是悲天憫人，熱衷于救人于苦難，強調衆生普渡，迫求世人的普遍解脫。他在《六度集經•摩調王經》中講述了一個生動故事。南王是一個有志于濟世的賢王，因功德累累，帝釋勸他留居天國，但他“志在教化愚冥，滅衆邪心”，毅然拒絕帝釋，要“還世間，教吾子孫。”南王的故事，深刻地提示了康生會追求世人的普遍解脫這一根本主張。

　　 康生會用以說服國君信奉佛教的佛教教義不外乎善惡報應或諸行無常等內容。他主張“信善得福，惡有重殃”。因果報應是佛教教育中學僧人生觀教育的核心內容。在東漢叁國時期，雖已譯出大量的佛教經典，但因爲佛教教育傳播不久，在社會上最有影響的佛教教義就是善惡報應和叁世輪回的理論。康生會以天堂來吸引人，以下地獄來恐嚇人，認爲人的靈魂是不滅的，來生的好壞全由今生的善惡行爲決定。統治者只要信佛，扶持、發展佛教，對民衆施恩惠，死後就可升入天堂;民衆安分守己，信奉佛教，來世可擺脫苦難。一個富戶向國王說，財産和人命均屬無常，不如多做好事。國王覺悟到“身尚不保，豈況國土妻子衆諸可得長久乎

　　”⑦于是散出財寶，赈給貧困，恣民所欲;立佛寺廟，懸象燒香，飯諸沙門。身自六齋，如斯叁年，四境甯靜，盜賊都息，五谷熟成，民無饑寒。王後壽終，即上升第二天。⑧

　　 康生會在教學過程中，還注意教育對象，對孫皓這樣一些對佛教既無信仰也不了解的王公貴族，不是宣說斷情絕欲的四谛、八正道等修行解脫的道理，而是宣傳與中國傳統道德說教比較接近的佛教人生觀——善惡報應等，使孫皓等較易接受。據僧傳所言“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⑨回答孫皓诘問時說:“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于隱，鬼得而誅之;爲惡于顯，人得而誅之。”並坦白地說“《易》稱“積惡余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⑩公開借用儒家格言來釋佛教教育的因果報應說。

　　 佛教因果報應帶有利己主義成份，佛教的“諸行無常”，本屬“苦”義，是一種悲觀消極的理論，但康生會將之改變爲一種積極的救濟貧困，治理國家的鼓動手段，使佛教人生觀由小乘“爲己”轉向大乘“利他”，並進一步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世俗。

　　 康生會是中國佛教教育史上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使佛教教育的宗旨由個人成佛轉向了“以佛明法，正心治國”，將佛教教育與治國、施仁政緊密相連，將佛教教育所宣揚的消極的出世態度改造爲積極的容納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他是中國佛學由小乘向大乘發展的關鍵人物。

　　 注釋:

　　①⑩梁慧皎《高僧傳•康生會傳》。⑨僧枯《出叁藏記集•康生會傳》。

　　⑧③④⑥⑥⑦⑧《六度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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