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僧伽素質的當務之急
夏金華
《佛學研究》
1993年，趙樸初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文中，在總結了建國以來佛教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挫折之後，指出：“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的情況相當嚴重，個別寺院的極少數僧人甚至有違法亂紀、刑事犯罪的行爲。”這裏揭露的只是少數不良行爲的典型表現。其實，僧伽群體素質偏低，更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因此，如何增強僧伽的信心，提高其質量，“抵禦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侵襲，保持佛教的清淨莊嚴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顯得尤爲重要和緊迫。
客觀地說，現在的社會已變得非常功利，佛教在這樣的環境裏還能平穩地生存下來，發展下去，並非完全是當今僧伽的業績，而多半是曆代高僧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中國佛教的傳統功德在起作用。此種傳統功德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延續下來，在中國廣大的民衆中深深地紮下了根，累積成爲獨特濃厚的思想文化積澱，從而在無形中爲佛教自身贏得了生存空間。的確，佛教自東漢時傳入我國後，在與以儒道文化爲代表的中土固有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中，幾度曲折，曆經磨難，終于頑強地站穩腳跟，並取得卓有成效地廣泛傳播，以致出現隋唐時期衆多的佛學派別，成爲中國佛教有別于印度佛教的理論體系和獨特傳統的明顯標志。盡管封建朝廷的滅佛事件，曾給佛教帶來極其慘重的損失，內典大量散佚，使得以華嚴、天臺、唯識爲代表的佛教義學日益衰微，而主張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禅宗及修行簡易的淨土宗又因此得以盛行。元明以降，中國佛教儀禮漸趨于民間，成爲民族的風俗習慣，體現在民俗文化中。同時在思想理論上，隨著儒、釋、道叁教融和趨勢日見明朗，又使佛教隨方應化，自覺主動地與傳統思想打成一片，呈現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此互存的複雜現象，從而使佛教成爲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這也是今日佛教雖經“文革”十年浩劫之後，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恢複新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此種傳統思想的特殊效應，在當今形勢下，于時間的延續上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並非一勞永逸。而且，現代僧伽不僅不再享有昔日人間導師的榮耀，並且實際社會地位也不高，滔滔濁世，足以淹沒一切與之抗衡的思想觀念和陳舊教條。在此情形之下，僧伽憑什麼在社會中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來傳播幽深玄奧的佛教教義呢
可以想象，若在未來數年內，僧伽還不能在自身素質上下一番努力提高的工夫，佛教的前途將令人擔憂。如果說目前不少人對寺院及僧人尚存那麼一絲敬意的話，那是建立在對僧伽生活一無所知、頗帶神秘感基礎之上的。倘先失去這個基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便會出現這樣兩種想法：一種是認爲佛教的思想理論博大精深，令人崇拜得五體投地，而從事于此種思想修煉之僧伽卻是一群只會敲打唱念的宗教職業者，與普通俗人沒有什麼區別。另一種則以爲，燒香拜佛就是佛教，是封建迷信。一旦此種想法成爲人們固定思維的習慣，佛教的未來還不岌岌可危嗎
從曆史上看，僧伽之榮耀多來自于自身的良好素質——道行高深，精通叁藏，淹貫內外學——遠的如印度暫且不說，即以中國爲例，隋唐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輩出，僧伽隊伍中集結了一大批當時社會上的一流人才，如唯識宗之玄奘、窺基，叁論宗之吉藏，天臺宗之智顗、湛然，淨土宗之道綽、善導，華嚴宗之法藏、澄觀，律宗之道宣，密教之一行，而禅宗六祖慧能以下更有“五家七宗”之弘，真可謂群星燦爛。而當時唐王朝所推行的宗教政策，並沒有給佛教多少特別的關照，他們之所以獲得如此成就，幾乎完全是由于自身價值的體現，使佛教教義在中國思想界第一次憑借自身實力，取得主導地位，成爲中華思想史上輝煌的篇章。誠然，上述高僧中不少人，曾貴爲“帝師”，享有一定的特權。但是，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努力得來的，並非全是因爲外緣殊勝。不能想象，封建王朝會無償供養一批對他們一無用處而又素質低下的“啞羊僧”。由此可見，僧伽素質優劣確是決定佛教興衰的關鍵所在。
曆史經驗如此，現實亦然。所以，要提高僧伽素質，首先需要的是，冷靜的思考和理性的探討，找出病根，對症下藥。人的素質與文化教育密切關聯，文化滑坡，教育質量差，文盲大量存在，勢必影響到人的素質下降。僧伽素質低是與此種社會群體素質低劣相同步的。此外，還有一個責任意識問題。長期以來，由于佛教界家族式思想影響，佛陀的民主思想幾已蕩然無存，“人人有佛性”，不過是表面的口號，僧人平等的權利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維護，以致影響到每位僧人對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采取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淡態度。此是形成僧伽長期缺乏責任意識的主要原因。本來，佛教的僧伽製度是平等和合清衆的集團，是反家族(或非家族)的，但傳入中國後，就漸漸轉變了。以近代爲例，中層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層家族的小庵堂，惟有家族的派傳，無複和合的清衆。此種現象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可見佛教家族化之普及與深入。時至今日，此種家族式的結構雖早已打破，但其遺毒並未徹底清除，其表現方式，是地方性勢力的擡頭和世俗裙帶關系之滲入，盡管此種現象眼下尚未形成集團化影響，若不及時加以解決，完全有可能成爲未來佛教振興的最大障礙。
事實上，佛教的振興，不在于修複了多少寺廟及出家人數的增減(已故十世班禅大師、趙樸初會長也曾強調過這一點)，關鍵在于僧伽的質量、佛教在整個社會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及地位怎樣。如果法師們沒有發菩提心，不認爲佛教的命運與自身言行休戚相關，缺乏作爲僧伽的一員是可以並且有權利和義務與其他同參一起來維護佛教整體利益的自覺，那麼，無論給他們許下什麼誘人的諾言，空洞地提高他們的地位和榮譽——“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都是無濟于事的。“主人翁”一詞，原是古代禅門中的流行語。現在的意思是很明確的，無須贅言。那時的叢林，用《易經》的話說，是“群龍無首”，卻又是人人皆爲“首”，個個都是“主人”，在清淨和合的僧團裏，人人皆具“主人翁”的姿態。遺憾的是，佛教發展至今，這個詞已極難聽到。就當前佛教現狀而言，寺廟裏很少有個人的思想空間，個人在群體中只是處于一種被動狀態，對上級的不良行爲，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合理的建議被漠視；個人實現自身價值的願望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個人被要求服從和聽指揮，沒有自覺的行爲，也沒有自治的能力，僧衆相處談不上和諧愉快，而只有無形的沈悶氛圍。此是中國民族品性缺乏集團生活在佛教界的典型反映。在這樣的環境支配下，僧人對佛教的命運自然不會産生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感覺，因而他們大都將自己固定在個人的狹小圈子裏，應赴經忏，追求名聞利養，致力于個人前途的設計，而此種設計又往往與佛教的前途無關或關系不大，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不幸與悲哀。
針對目前佛教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應當率先從培養僧伽(特別是青年僧伽)的責任心入手。俗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則須大力宣揚“佛教興亡，僧伽有責”的思想觀念。在發心出家之後，除了對他們進行佛教律儀的訓示之外，更需要加強佛教形勢教育，既讓青年僧伽了解佛教穩定發展的一面，增進其信心，同時又應正視佛教的隱憂，敢于解剖自身問題，培植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也就是說，不但要求僧伽放眼佛教未來，確立遠大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現實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一個人、一個團體，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唯有充滿責任意識，看到自己的弊端和弱點，才能不斷地進取，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否則，一味沈溺于“溫柔富貴鄉”，滿足于表層的“形勢大好”，那麼，停滯和衰退即爲時不遠了。古人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責任意識之強弱，是衡量一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標准之一。人是家庭和社會的細胞。無論他(她)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對家庭、單位、國家負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義務。不能想象，一個只關心自己的榮辱得失而逃避責任、拒絕承擔義務的人，會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善人和完人。作爲僧伽的一員，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他對佛教的前景都漠不關心，怎麼能指望他一本正經地傳達佛陀濟世度人的初衷呢
責任意識之形成，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應當加以深入研究。對于青年僧伽責任意識的培養，老一輩的大德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他們對青年比丘(比丘尼)的教育，影響巨大。挑選、培養什麼樣的人接班，如何培養，都是事關佛教命運的頭等大事，此比建寺修廟、出訪交流的意義更大，這個問題解決了，才真正是功德無量，對佛教對自身都是如此。
應該說，僧伽教育事業是佛教的百年大計，也是提高僧伽素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由于我國新式僧伽教育的曆史不長，從近代算起，還不到一百年，與社會西式學校教育在中國的建立、發展相去不遠。但與後者不同的是，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這種僧伽教育的創立從一開始，即是以形勢所迫、倉促上馬爲起因的，以後一直命運多蹇，時斷時續，少有取得正常健康的發展機會，故而後遺症特別多，其成就亦遠不能與社會學校教育相提並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近十年來在相對安定優裕的環境裏，僧伽教育得到相當的恢複和發展，但是由于傳統的影響和辦學條件的限製，僧伽教育的現狀仍不盡人意，與現代社會教育相比，主要存在下列問題：
(1)辦學條件差，大都不符合社會普通學校具有的規模和管理製度。
(2)沒有統一教材，師資配備不全，不注重教學質量。
(3)某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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