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僧伽素质的当务之急

　　夏金华

　　《佛学研究》

　　 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文中，在总结了建国以来佛教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挫折之后，指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情况相当严重，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里揭露的只是少数不良行为的典型表现。其实，僧伽群体素质偏低，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如何增强僧伽的信心，提高其质量，“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侵袭，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客观地说，现在的社会已变得非常功利，佛教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平稳地生存下来，发展下去，并非完全是当今僧伽的业绩，而多半是历代高僧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传统功德在起作用。此种传统功德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延续下来，在中国广大的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累积成为独特浓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从而在无形中为佛教自身赢得了生存空间。的确，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后，在与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土固有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几度曲折，历经磨难，终于顽强地站稳脚跟，并取得卓有成效地广泛传播，以致出现隋唐时期众多的佛学派别，成为中国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理论体系和独特传统的明显标志。尽管封建朝廷的灭佛事件，曾给佛教带来极其惨重的损失，内典大量散佚，使得以华严、天台、唯识为代表的佛教义学日益衰微，而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及修行简易的净土宗又因此得以盛行。元明以降，中国佛教仪礼渐趋于民间，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体现在民俗文化中。同时在思想理论上，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和趋势日见明朗，又使佛教随方应化，自觉主动地与传统思想打成一片，呈现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此互存的复杂现象，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这也是今日佛教虽经“文革”十年浩劫之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新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此种传统思想的特殊效应，在当今形势下，于时间的延续上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非一劳永逸。而且，现代僧伽不仅不再享有昔日人间导师的荣耀，并且实际社会地位也不高，滔滔浊世，足以淹没一切与之抗衡的思想观念和陈旧教条。在此情形之下，僧伽凭什么在社会中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来传播幽深玄奥的佛教教义呢

　　可以想象，若在未来数年内，僧伽还不能在自身素质上下一番努力提高的工夫，佛教的前途将令人担忧。如果说目前不少人对寺院及僧人尚存那么一丝敬意的话，那是建立在对僧伽生活一无所知、颇带神秘感基础之上的。倘先失去这个基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便会出现这样两种想法：一种是认为佛教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令人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从事于此种思想修炼之僧伽却是一群只会敲打唱念的宗教职业者，与普通俗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则以为，烧香拜佛就是佛教，是封建迷信。一旦此种想法成为人们固定思维的习惯，佛教的未来还不岌岌可危吗

　　从历史上看，僧伽之荣耀多来自于自身的良好素质——道行高深，精通三藏，淹贯内外学——远的如印度暂且不说，即以中国为例，隋唐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辈出，僧伽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当时社会上的一流人才，如唯识宗之玄奘、窥基，三论宗之吉藏，天台宗之智顗、湛然，净土宗之道绰、善导，华严宗之法藏、澄观，律宗之道宣，密教之一行，而禅宗六祖慧能以下更有“五家七宗”之弘，真可谓群星灿烂。而当时唐王朝所推行的宗教政策，并没有给佛教多少特别的关照，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就，几乎完全是由于自身价值的体现，使佛教教义在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凭借自身实力，取得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思想史上辉煌的篇章。诚然，上述高僧中不少人，曾贵为“帝师”，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并非全是因为外缘殊胜。不能想象，封建王朝会无偿供养一批对他们一无用处而又素质低下的“哑羊僧”。由此可见，僧伽素质优劣确是决定佛教兴衰的关键所在。

　　历史经验如此，现实亦然。所以，要提高僧伽素质，首先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探讨，找出病根，对症下药。人的素质与文化教育密切关联，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文盲大量存在，势必影响到人的素质下降。僧伽素质低是与此种社会群体素质低劣相同步的。此外，还有一个责任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佛教界家族式思想影响，佛陀的民主思想几已荡然无存，“人人有佛性”，不过是表面的口号，僧人平等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以致影响到每位僧人对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此是形成僧伽长期缺乏责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本来，佛教的僧伽制度是平等和合清众的集团，是反家族(或非家族)的，但传入中国后，就渐渐转变了。以近代为例，中层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层家族的小庵堂，惟有家族的派传，无复和合的清众。此种现象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可见佛教家族化之普及与深入。时至今日，此种家族式的结构虽早已打破，但其遗毒并未彻底清除，其表现方式，是地方性势力的抬头和世俗裙带关系之渗入，尽管此种现象眼下尚未形成集团化影响，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佛教振兴的最大障碍。

　　事实上，佛教的振兴，不在于修复了多少寺庙及出家人数的增减(已故十世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也曾强调过这一点)，关键在于僧伽的质量、佛教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地位怎样。如果法师们没有发菩提心，不认为佛教的命运与自身言行休戚相关，缺乏作为僧伽的一员是可以并且有权利和义务与其他同参一起来维护佛教整体利益的自觉，那么，无论给他们许下什么诱人的诺言，空洞地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主人翁”一词，原是古代禅门中的流行语。现在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无须赘言。那时的丛林，用《易经》的话说，是“群龙无首”，却又是人人皆为“首”，个个都是“主人”，在清净和合的僧团里，人人皆具“主人翁”的姿态。遗憾的是，佛教发展至今，这个词已极难听到。就当前佛教现状而言，寺庙里很少有个人的思想空间，个人在群体中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对上级的不良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合理的建议被漠视；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得不到同情和支持……，个人被要求服从和听指挥，没有自觉的行为，也没有自治的能力，僧众相处谈不上和谐愉快，而只有无形的沉闷氛围。此是中国民族品性缺乏集团生活在佛教界的典型反映。在这样的环境支配下，僧人对佛教的命运自然不会产生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感觉，因而他们大都将自己固定在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应赴经忏，追求名闻利养，致力于个人前途的设计，而此种设计又往往与佛教的前途无关或关系不大，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的不幸与悲哀。

　　针对目前佛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应当率先从培养僧伽(特别是青年僧伽)的责任心入手。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则须大力宣扬“佛教兴亡，僧伽有责”的思想观念。在发心出家之后，除了对他们进行佛教律仪的训示之外，更需要加强佛教形势教育，既让青年僧伽了解佛教稳定发展的一面，增进其信心，同时又应正视佛教的隐忧，敢于解剖自身问题，培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也就是说，不但要求僧伽放眼佛教未来，确立远大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充满责任意识，看到自己的弊端和弱点，才能不断地进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味沉溺于“温柔富贵乡”，满足于表层的“形势大好”，那么，停滞和衰退即为时不远了。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意识之强弱，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人是家庭和社会的细胞。无论他(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对家庭、单位、国家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想象，一个只关心自己的荣辱得失而逃避责任、拒绝承担义务的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善人和完人。作为僧伽的一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他对佛教的前景都漠不关心，怎么能指望他一本正经地传达佛陀济世度人的初衷呢

　　责任意识之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加以深入研究。对于青年僧伽责任意识的培养，老一辈的大德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们对青年比丘(比丘尼)的教育，影响巨大。挑选、培养什么样的人接班，如何培养，都是事关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此比建寺修庙、出访交流的意义更大，这个问题解决了，才真正是功德无量，对佛教对自身都是如此。

　　应该说，僧伽教育事业是佛教的百年大计，也是提高僧伽素质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由于我国新式僧伽教育的历史不长，从近代算起，还不到一百年，与社会西式学校教育在中国的建立、发展相去不远。但与后者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僧伽教育的创立从一开始，即是以形势所迫、仓促上马为起因的，以后一直命运多蹇，时断时续，少有取得正常健康的发展机会，故而后遗症特别多，其成就亦远不能与社会学校教育相提并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近十年来在相对安定优裕的环境里，僧伽教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和办学条件的限制，僧伽教育的现状仍不尽人意，与现代社会教育相比，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1)办学条件差，大都不符合社会普通学校具有的规模和管理制度。

　　(2)没有统一教材，师资配备不全，不注重教学质量。

　　(3)某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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