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佛教教育中的獨立人格培養

　　林國良

　　《覺群季刊》

　　一

　　 獨立人格的培養，應是佛教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爲這既是佛教教義中的應有之義，也是現代社會對人格的要求。

　　 從佛教的教義看，大乘佛教主張衆生本性平等，衆生與佛平等，這就意味著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同時，大小乘教義的共同追求都是要實現個人的解脫，而解脫本質上是每一個個體生命的解脫，並非集團性的解脫。因爲按佛教的因果理論，各人因果各人了，不可能一人證道，他人也因此而獲得徹底解脫。這樣，每個人面對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追求的都是自己的解脫，這就要求每個追求解脫的人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最後，大乘佛教的教義要求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這一普度衆生的事業要注意適應社會，適應時代，而現代社會倡導的也正是獨立人格。

　　 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所需要的都是獨立人格。如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中，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參與權，在選舉等表現公衆意志的場合，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權，每一票都有同等的分量，這就要求每個公民都能獨立思考、自覺選擇，也就意味著每個公民都應以獨立人格進行政治參與。同樣，在現代市場經濟和各項社會活動中，法律賦予了每個人平等的地位，每個人的成敗主要取決于他自己的判斷和活動，這也要求每個市場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參與者要有獨立的人格。相反，依靠不正常的人際關系辦事，就是社會的不正之風，是轉型期的腐敗之表現，是建立一種正常的社會秩序需克治的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希望弘法利生的佛教徒，如果他沒有獨立的人格，而是處處表現出依附性的人格，依附權勢，依附豪富，他又怎能贏得人們的尊敬，從而信仰他的法門？(當然，從佛教的平等觀出發，作爲要救度的衆生，佛教也決不排斥權貴和豪富，但這與依附權貴和豪富不是一回事。)這樣的佛教徒又怎能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中，作爲一支健康力量，幫助社會建立起一種合理有序的機製呢？

　　二

　　 對佛教能否培養獨立人格，筆者曾聽到教外人士的一些疑問。如有人認爲，佛教中的“叁皈依”和淨土信仰，只能培養佛教徒的依附性人格。因此，有必要對此加以澄清。

　　 佛教的“叁皈依”，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本意是將佛、法、僧作爲精神導師。佛在世時，佛是信徒的導師。佛圓寂後，佛教徒以“法”，即佛的教導爲師。同時，佛教的傳統和精神，需要有人來維護和弘揚，這任務主要落到了佛教僧團的肩上。此外，對一般佛教徒來說，“法”固然可以爲師，但他們往往更希望能得到切實具體的幫助，這樣，護持正法的僧人也就成了一般在家信徒的導師。因此，佛、法、僧，作爲精神導師，本無導致弟子人身依附的必然性，就像現代學校中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一樣，完全可以保持雙方的平等關系和各自的獨立人格。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可能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如果某位僧人修爲和境界不高，將名聞利養看得過重，而弟子也不知真正的佛法，這樣也確有可能形成弟子對師傅的人身依附關系。但這不是佛教“叁皈依”的應有之義，更不是“叁皈依”必然導致的結果。

　　 淨土信仰又是容易導致誤解的教義，其本質是人們希望尋求幫助。而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間，並不必然形成人身依附關系。世間也有許多人在困難時希望得到幫助，但人們在得到幫助後，固然會産生感激的心理，卻不需要賣身爲奴，或做出其他會導致人身依附關系的舉動。淨土信仰的本意也是如此，人們在感激佛菩薩之余，並不必然要與佛菩薩形成人身依附關系。因爲佛教是不信仰救世主的，淨土也不等于解脫。進入淨土者，要獲得最終的解脫，還要繼續修行，因爲解脫之事並非他人可以代勞，最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此外，淨土信仰者在感激佛菩薩之余，一般都會發如下“四弘誓願”：“煩惱無邊誓願斷，衆生無邊誓願度，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就是說，淨土信仰者對佛菩薩的感激，並沒有使他們希望成爲佛菩薩的奴仆，而是希望自己在將來成就後也能像現在的佛菩薩那樣去普度衆生。所以，淨土信仰與人身依附也不相幹。

　　叁

　　 佛教教育中的獨立人格培養，究竟包含什麼內容？“人格”一詞，按《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指“個體特有的特質模式及行爲傾向的統一體”。但其中的“特質模式”首先需作出界定，因爲這一概念很像被佛教理論所否定的“自我”概念。佛教的“無我論”否定一切形式的自我具有真實的不變的本體。這也就是說，某物的“特有本質”雖然本性是空，現象上卻還是存在，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將某物區別于他物。下面，我們就在這一“緣起性空論”的基礎上，來討論獨立人格的內涵問題。

　　 獨立人格所具有的“特質模式及行爲傾向”，有表現于外的層面和內在基礎的層面。其表現于外的層面，比較明確，那就是通過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作出自主的反映。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獨立人格區別于依附性人格。獨立人格的內在基礎，卻可以有不同的類型。如果我們放眼于東西方知識精英的人格比較上，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知識精英所提倡的人格，實際上是一種“聖賢人格”，相對而言，西方現代知識分子所踐履的或許可稱爲是“凡人人格”。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 ，正是在追求和塑造“聖賢人格”，其特征是“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這樣的“聖賢人格”，強調的是無私無我，提倡的是自我犧牲。而佛教提倡的佛菩薩的精神境界也是如此，釋迦牟尼佛的“舍身飼虎”、“割肉貿鴿”等本生故事，正是這一“聖賢人格”的寫照。但在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大力提倡爲他人、爲集體而自我犧牲時，近代以來的西方知識分子正在作另一方向上的努力，即爲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努力限製政府的權力，其根本的著眼點不是要爲共同體而犧牲個人利益，恰恰相反是要維護每個人的個人利益，使其不受共同體的侵犯。

　　 “文藝複興”以來，世俗化運動將西方社會從以神爲中心轉向了以人爲中心。同時興起的自由主義理論，尊奉的是個人主義價值觀，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就此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礎。但這種個人主義或許應該稱爲理性個人主義，其特征是尊重法律，享受由法律限製並由法律保障的個人自由，這是其“理性”的標志，不同于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是極端自私、完全自利的，本質上不想受任何製約，爲了個人利益甚至不惜損人利己。因此，極端個人主義只會破壞共同體的存在，而不能維護共同體的存在。但人類是群體性生存的生物，共同體是必要的，理性個人主義的上述特征，使其能維護共同體的存在；進而，在對每一個個人尊重的基礎上，産生社會公德，並在每個人自覺選擇的基礎上，産生對共同體的感情，如愛國主義精神。(限于篇幅和主題，這些內容不能在此文中展開。)因此，理性個人主義能夠成爲現代文明的基礎，極端個人主義則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即使在抨擊貪官汙吏乃至昏君暴君以維護社會公正時，由于沒有政治和法律製度的保障，所以仍需要有強烈的自我犧牲的勇氣和精神。而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在作社會批判時，由于有政治和法律製度的保障，所以不涉及自我犧牲問題。因此，自我犧牲精神，無論是在維護社會公正上，還是在純粹的利他主義行爲中，都是中國傳統的“聖賢人格”的突出標志。

　　 在當代中國，維護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成了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中，佛教教育要進行的人格培養，究竟是什麼人格，“聖賢人格”抑或“凡人人格”？

　　 從佛教的終極目標來看，解脫或成佛，都需要徹底地破除自我，有任何一丁點自我不能破除，就不可能最終成就。故而凡是真正認同佛教終極目標的，肯定需要培養自己的“聖賢人格”。但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裏，道德領域裏的價值觀是多元化的價值體系，多種價值觀共存，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任何一種強製推行某種價值觀的作法，在現代人看來，都是專製主義的表現，不能爲現代人所接受。因此，在世俗社會裏，要接受“聖賢人格”還是接受“凡人人格”，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能強求。這樣，佛教在世俗社會中弘法，就不能強求其在家信徒、尤其是初期信徒或知識分子信徒，一定要培養“聖賢人格”，而應寬容地留出更大空間，接受上述“凡人人格”。這也符合佛教最低層次的教義，因爲佛教的基本戒律，如“不殺生”、“不偷盜”等，規範的行爲也就是不侵犯損害他人利益，還沒有提到必須自我犧牲。如上所述，這也是理性個人主義的基本規範。

　　 這樣，佛教的獨立人格教育，包含了不同層面的內容。在基本的行爲傾向上，獨立思考、自主選擇是其主要內容。而在內在基礎上，佛教的人格教育既包含低層次的“凡人人格”，也包含高層次的“聖賢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