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國佛教公衆形象關鍵在僧教育

　　張偉然

　　《和諧社會與道風建設——2007中國佛教公衆形象主題論壇文集》

　　中國佛教發展到今天，毫無疑問正面臨著兩千年來空前未有的變局。一方面，外部世界相比傳統時代可以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的生存狀態、對世界的認識都比以往有了革命性的變化；而另一方面，佛教界內部的情況也與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有所不同。較之改革開放初期，僧才青黃不接的現象已有所緩解，但各方面的問題仍然很多。

　　要提升中國佛教的公衆形象，當然很多方面都需要努力，但筆者認爲有一個關鍵，那便是僧教育。

　　筆者所謂的僧教育包括兩層意思，一是要提高僧衆整體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在此基礎上，應培養一些高水准的、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領域乃至某些相關的自然科學領域能夠與在家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對話的高水平學者。

　　前一個層次的必要性勿庸贅言。百年前，有志于改革中國佛教積弊的太虛大師曾爲此痛心疾首。遷延到現在，中國佛教曆經風雨，劫後重生，僧衆的整體文化教育水平較之百年前已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外部世界也同樣在發展。而且，相對而言，它的發展速度無疑更快。技術水平的日新月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重塑了人類的物質和精神世界。而僧衆對此的響應程度，就我個人有限的觀察，目前的狀況還不容樂觀。

　　相對而言，筆者感受更深的是上述第二個層次。思考的支點有二：

　　首先，從中國曆史上看，佛教的社會地位較高、公衆形象良好的時期無疑在南北朝至隋唐。這期間，雖然有過一些規模大小不等的法難，但總體上佛教地位是崇高的。就縱向曆史而言，空前絕後；橫向與其它文化形態相比，無可匹敵。當時的佛教不僅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主流文化，而且經常影響著包括朝廷在內的社會高層。就其中某個時段、某個地域的情況來說，稱佛教爲某段時間內的國教恐怕不爲之過。

　　分析個中原因，估計很多人會注意到道安提出的一個規則：“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錯，這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不過，筆者想強調的是，這也僅僅只是一種現象，而不是實質。隋唐以後，仍然想“依國主”的教界人士未嘗沒有，但佛教整體的社會地位卻在一步步走下坡路。到現在這一過程還不能說已經結束。筆者認爲，這中間一個根本原因是：唐中葉以後，僧侶中的知識型高僧、學問型人才較之之前大幅度減少，以致佛教與社會上層的溝通對話能力在逐漸削弱。

　　早在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梁啓超就曾經指出：唐中葉以前，佛教高僧大多學問淵深、戒行精嚴，而之後，高僧之成爲高僧不再靠學問，頗有一些不守戒律、不拘行迹、平常衣冠不整的人物。他將這一現象的原因歸結爲禅宗的興起。我們不能不說，這一觀察是十分敏銳而富有啓發性的。從漢魏到南北朝，中國佛教處于一個上升通道，當時一方面是知識界、社會上層對佛教有興趣，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爲佛教內部學問深湛的高僧層出不窮，從而展現了佛教攝人心魄的無窮魅力。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兩晉以後，出現了一批學通內外的高僧；他們對佛學本身的貢獻或許不可謂之最大，但對于教界和知識界的交流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橋梁作用，也爲當時的中國佛教樹立了良好的公衆形象。有人說，佛教就是當時整個社會文化的重心，這一感覺應該講是並不誇張的。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宗派林立，發展到了中國佛教史上的頂峰。此時兼通內外的高僧似不如東晉南朝之多，但中國高僧的佛學研究風氣仍一如既往地鼎盛，其佼佼者堪稱國際領先水平。與此同時，教界與知識界的交流仍十分密切，出現了相當一批與著名文人學者、社會上層交流溝通的高僧。甚至，當時儒學的發展維持都在一定程度上仰賴佛教的扶助。史料中很多儒生士子的學業修習過程都是在寺院叢林中完成的。

　　宋代以後，形勢急轉直下。一方面是佛教的分布地域逐漸地偏重于東南一帶，另一方面則是其分布階層越來越集中于社會基層，以至于形成被有些學者稱之爲民俗佛教的局面。雖然在此期間也間歇地有一些高僧能與士大夫保持密切交流，但這種交流已經與唐代以前不能同日而語。唐代以前是整個教界總動員的群體行爲，規模浩大，交流深入，影響深遠；而此時的交流則純粹只限于高僧個體，對整個教界不構成影響。可以說，教界與知識界的聯系紐割斷了。既如此，佛教在整個社會的知識體系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

　　應該承認，在人類的科學文化水平不斷發展、技術手段不斷革新的過程中，佛教作爲一種既有的知識體系，其影響力有所下降，這是正常的。問題是：作爲一種思想文化體系的佛教，它應該具有永恒的價值。關鍵在高僧大德們如何應對。這方面，筆者覺得日本的情形值得借鑒。

　　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當然有很大的不同，勿庸贅述。筆者絕不是主張日本佛教的一切都值得中國借鑒。在此想說的一點是：日本佛教界有一個很好的風氣，就是他們很注意佛學研究。而這，應該是值得中國佛教界借鑒的。

　　近二十年前，筆者著手碩士學位論文《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的工作時，開始注意到日本學者所做的工作。當時感覺，中國佛學研究的總體水平相比日本，恐怕要落後五六十年。他們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成果，實在令筆者尊敬和汗顔。最近十多年來，中國佛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各方面的論著層出不窮，已經出現了一部分可以與國際學者對話的成果。但是，總體水平仍然不令人滿意。很多論著都陳陳相因，流于空洞，沒有問題意識，缺乏學術價值；有些貌似實證的研究，其實也在重複日本學者數十年前的工作。

　　要扭轉這一局面，筆者認爲除了在家的學者，中國的僧侶更應該作出自己的努力。因爲日本那些令人尊敬的佛學研究大多數就是日本的僧侶完成的，很多著名的佛教學者本身就是僧人。相比于在家學者，僧人從事佛學研究有很多優勢。不僅容易集中精力、精進勇猛，而且憑藉其宗教體驗，更可以發揮出大多數在家學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因爲佛學研究並不等同于普通的學術研究，它面臨的是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化，在這一過程中雖然要求態度客觀，可是如果對某些現象的形成機理不能理解，“客觀”二字實際上仍無從談起。

　　培養高水准的佛學研究者當然需要整合僧俗兩界的力量。目前臺灣的佛教界已經走在前頭。筆者注意到有一些臺灣的青年僧尼來大陸高校攻讀博士學位，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目前大陸僧人朝這一目標邁進的當然也不乏其人，但與中國佛教這樣廣大的分布區域、這樣多的信衆人數、這樣深厚的曆史積累來說，總體上還不很相稱。人數還相對有限，而且研習的學科也不夠多樣。筆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湧現一大批高水准的僧侶學者，活躍在佛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到那時，可以相信，社會上很多人對于中國佛教、對于中國僧人肯定會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