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法性、真言叁門)、研究(又設正班和試學班)、遊學。這是一套完整的學製設施,其學科設置與“壬子癸醜學製”無大差別,這是近代佛教教育在學製上的一大改變。這套製度都呈報內務部、教育部備案。
學院雖根據不同學曆對學生入學有詳細規定，但學院章程第一條所提出的“本內學院以闡揚佛教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爲宗旨”，曾引起佛教界各方之非難。
學院規定修業年限中學部四年，大學部補習科一年、特科二年、預科二年、本科叁年,研究部不定。
考試分學科考試與畢業考試，均以60分爲合格，各部修業或畢業考試合格者,發予畢業證書,並呈報教育部備案。
學科設置中學課程以修身、內典、國文、英文等四科,占叁分之二學時，其余算術、代數、生物、植物、物理、化學、文學及中外地理,占叁分之一學時,音樂、圖畫、手工等隨意開設。大學部與研究部,除習各宗要義、源流外,還設因明學、律學、心學、佛法美術學、印度哲學、中外哲學、佛教史學、中國古文學及梵、藏、英、日文學等。重心在瑜伽系學說上。研究部專究學科不限。
1927年至1930年,呂澂主持內學院教務工作。1943年歐陽竟無逝世,呂繼任院長。他在教學上,承繼歐陽辦學精神,建立了佛學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講習體系,要求對佛學作系統研究,這也成爲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
內學院采取了講演、討論和指導研究的講學製度，後改爲指導自習。此教學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學生有湯用彤、梁啓超、熊十力、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等,皆是近代佛學研究的棟梁。
除內學院外,居士所辦的佛教大學還有法相大學和叁時學會。法相大學成立于1925年,是支那內學院第二院,由王恩洋居士主教,出家學僧頗多,其宗旨是培養佛教師範人才。叁時學會是1927年由韓清淨居士在北京創辦的,是一所研究唯識法相的專門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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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輝映的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使近代佛教教育走向極盛之後，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佛教教育也進入了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華北地區局勢動蕩，佛教教育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自1932年起,柏林教理院及中華、拈花、弘慈、彌勒等佛學院相繼被迫停辦。太虛倡辦而發起的世界佛學苑籌備處也從柏林教理院遷往南京佛國寺。隨著局勢日益緊迫，許多佛學院被征借,如法源寺中華佛學院址被北平市糧食委員會借作屯糧倉庫。在“華北危機，中國危機”形勢下，這些佛教教育是難以爲繼的。
隨著戰爭陰雲籠罩到華東、華南、華中,許多佛學院或被迫停辦，或轉移到大後方。廈門閩南佛學院一度停辦，鎮江玉山、竹林兩院關閉，支那內學院從南京遷往四川江津，武昌世苑圖書館(原武昌佛學院)轉至重慶；絕大部分的中小佛學院校或停辦或中止。20年代極盛一時的中國近代佛教教育就此趨向衰落。
不過，中國僧衆們仍舊盡心竭力地苦心經營著僅存的佛教教育事業，並努力開拓新的事業。1934年法尊代理漢藏教理院長之職。之後,在太虛弟子葦舫、塵空等的協助下，整理院規，籌劃教務，使該院得以穩定發展，作爲世界佛學苑一分院，成爲太虛世界佛化構想的一個基地。漢藏教理院作爲抗戰時期發展最盛的佛學院，招致淪陷區大批學僧前來求學，由此培養出如印順、正果、演培等一批傑出的佛門棟梁。
內學院遷至四川後，改名爲內學院蜀院，因绌于經費，規模只得縮小，賴王恩洋等人的盡力捐助，才得以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維持下來。
相比之下，淪陷區的佛教教育更是舉步維艱。一些佛教院校或與氣焰囂張的日僧虛與尾蛇，盡力周旋，或爭取同情中國佛教的日僧之幫助，才得以維系、支撐,間或亦有新辦者。這些處于淪陷區而殘喘生存的佛學院有青島湛山佛教學校、上海法臧寺的法藏學院、玉佛寺上海佛學院、鎮江焦山佛學院、泰縣光孝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律學院、北平大乘佛教弘化院、溫州仙岩寺東南佛學院等。
在近代佛教教育徘徊于低谷之際，亦有部分僧人盡心竭力投身于複興佛教教育，創辦新學。
1938年太虛在雲南昆明籌建雲南佛學院，任院長職，並遣留學緬甸的學僧至芒市開辦佛化小學。太虛弟子慧海前往貴州佛學院任教，並參與創辦貴州大覺佛學院。在湖南,靈濤、明真等創辦有衡陽羅漢寺佛學院。在西康(今四川西部),曾書樞在劉文輝支持下創辦了漢僧留學院。在陝西，朱慶瀾、康寄遙先後創辦了西安大興善寺佛學養成所、慈恩寺慈恩學院。慈恩學院轉至興教寺後，太虛任院長職，並在此基礎上于1944年開辦了世界佛學苑巴利叁藏學院。心道也在西安創辦有興善佛學院。1942年王恩洋應廖澤舟之邀于四川內江聖水寺創辦了東方佛教院,後改名東方文教研究院。抗戰中在四川堅持開辦的主要佛學院還有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學院、成都十方堂四川佛學院、什邡華西佛學院、峨嵋佛學院、四川蓮宗院、金堂大雲佛學院、開縣大覺佛學院等。西南、西北維系不墜的佛教教育爲抗戰後的複興奠定了基石。
在淪陷區內，也有新的學院創辦。如上海佛學院就是遠塵、震華于1942年籌建的。該院原擬逐步辦成一所高級佛學院，無奈绌于資金，只能招收30余名學僧，課程僅相當于普通中學,難以擴展升格。反而，若不是多方奔走籌措經費，該院亦難免夭折。
抗戰勝利後，中國佛教近代化進程得到恢複的希望，同時也激發了佛教教育事業的複蘇。上海相繼新創了由圓瑛主持的楞嚴專宗學院，與太虛主持的靜安寺佛教學院。兩所學院，課程設置較齊全，教學內容亦轉精深。在社會教育方面，太虛在重慶創辦大雄中學，興慈于1946年創辦慈光補習學校，1947年又創辦了興慈中學，附設學僧班。1946年陳靜濤在香港創辦了中華佛教義學。
然而，不斷的內戰，使得剛剛出現的佛教教育恢複的契機，再次喪失。楞嚴專宗學院只辦完一期便草草結束。靜安寺佛學院和1945年創辦的武林佛學院，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終究未能再現其輝煌。
近代佛教教育是在一個變革動蕩的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存在弊端和不足是必然的，是在所難免的。比如，因一些佛寺教産不肯用于正當的佛教教育，致使佛學院常困于經濟而不能維持長久，動辄中止，使得學僧常一聚而散，一曝十寒，不能作長時間的修學。其次,因各佛學院開辦的動機及其目的各有差異，從而自行其事，造成僧教育無系統和統一製度。同一學院內，今天講天臺四教儀，明天講賢首五教儀，今天做修持，明天又做水陸，不同學院間，甲校講五蘊百法，乙校講百法五蘊，丙校講唯識俱舍，丁校講俱舍唯識，全無統一標准。複次，缺乏統一的佛學教科書。初學、中學、大學各應讀什麼？沒有統一規定的教科書。雖然善因編了幾冊教科書，武昌佛學院編譯了幾本講義，再加上楊文會的“叁字經”，終究還是鳳毛麟角，無法滿足佛教教育之用。
總而言之，中國近代佛教教育是適應近代社會變遷，順乎佛教近代潮流應運而生的。雖然存在不少缺陷，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從而推動了中國佛教的近代化。
《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的興起和發展(耿敬)》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