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耿敬
《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20周年纪念集(二)》2009年
近代佛教教育，可分为两系，即以出家僧众为主体的僧教育，和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佛学教育而兼僧教育。
一
新式僧教育的兴起，最初曾遭到佛教界内部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最早计划开设新式僧学堂的是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风。其计划得到高僧敬安的支持，敬安还亲赴白衣寺相助。但此计划亦遭佛教守旧势力的阻挠,最终因松风被哑羊僧谋害而未能成功。同时,力主兴办新学的湘僧素禅也被谋害。1903年释笠云在日本曹洞宗水野梅晓的协助下，于湖南长沙开福寺兴办了僧师范学校,为新式僧学堂之嚆矢。1906年释文希在扬州天宁寺创立了扬州僧立普通中学；月霞和谛闲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在南京三藏殿开设了江苏僧师范学堂。此为僧教育之张本。为了解日本佛教教育之盛,文希又准备赴日考察，守旧势力遂趁机密告于清廷,诬陷文希勾结避难日本的革命党人。文希被捕入狱,其所办学堂亦被扼杀。
但新式僧教育的发展是无法扼止的。1906年因敬安上书，清政府明令准许各寺院自办教育之后,各地新式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设立。1907年觉先在北京广设小学,僧俗兼收。1908年敬安在宁波创办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各一所。
为举办僧教育，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僧教育会。1907年觉先在北京创设僧教育会,1908年宁波僧教育会成立，敬安为会长，江苏也成立僧教育会，举办初级僧师范学校,后来佛教界又发起宁苏皖赣佛教学务总公所，教育部饬令改名为僧教育总会。
这些僧教育会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养僧众人才，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辅助国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县各自为政地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那些受政府明令所组成的各地僧教育会规定，设会长二人：一是当地德高望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乡绅，而乡绅不一定是佛教徙。教育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全国佛教界于上海召开会议，在僧教育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国佛教总会，公推敬安为首任会长。大会通过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章程规定，除保护寺产之外，总会还计划开设各宗专科大学、中学、师范小学以及励行慈善事业等。
1915年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其中第五条规定,各寺庙及自立学校,但其课程于佛教经典外，必须授以普通教育，并在第十五条中对寺立学校的讲法宗旨、方法、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样，佛教教育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具有了近代气息。此后建立起来的寺立学校，大多僧俗兼收，并仿照世俗学校来办学，增添了不少普通教育的内容，使佛教教育的风气为之一变。
同时,佛教大学及各宗专科学院也相继建立。其中较著名的有月霞1914年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的专研华严宗教义的华严大学；谛闲1918年于宁波双宗寺创立的专研天台宗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太虚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设有俱舍、唯识、因明、三论以及佛教各宗派源流等课程；慧泉1925年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太虚1932年在重庆建立的汉藏教理院等。此外，全国各地佛教组织和一些著名寺院，也办有各类型的佛学院，如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法源寺的中华佛学院、瑞应寺的中国佛学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徽佛学院、湖南宁乡的伪山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镇江的焦山佛学院和竹林佛学院、苏州灵岩山佛学院、常熟的法界学院、泰县的觉海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天宁寺佛学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法藏寺佛学社、楞严专宗学院、福州涌泉寺的鼓山佛学院、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等。武汉还建有佛学院女众院、菩提精舍、正信会女子研究部和八教学院等四所女众教育学院。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先后培养了一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然而，标志着近代佛教教育最高水准的，是1922年太虚在武昌城望山门内千家街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太虚一生从事佛教改革与佛教教育，他主张通过佛教学校培养僧才，移寺产为教育之用，重视佛教教育的现实性。武昌佛学院的创办正是贯彻了他的这些主张。
武昌佛学院的性质是大学。先办修学、随习二科，修学科为专修性质，学制三年，第一期学僧即达80余人；随习科以半年为一期。1924年改修学科为大学部，另设研究部，体现了学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特点,并附设了佛学女众院学院的入学资格要求：(1)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2)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3)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五戒三皈依者；(4)曾习教典文理清通者；(5)发心求法济世誓愿不退者。
凡入学者皆需经考试及察验，方法有：(1)口头问答；(2)发誓愿作文；(3)入院共住两星期,察验其品性行特。通过此三者方可入学。
其课程设置因受近代教育影响，而体现了融贯各宗、内外之学的近代佛学特征。课程中除讲习佛教各宗教义源流外，还开设了因明学、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国佛教史、中外哲学、西洋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梵文、藏文、英文、日文等。在教师配备上，除太虚等僧人教授外，还延请原北京大学教授数人。这种僧俗构成的教师配置，也是太虚的一大改革。除学习外，还规定修持时间。由此可见，武昌佛学院是以融贯中西，不拘宗派，戒、学双修为其特色的。
学僧完成学业或毕业时，必须经过考试，主要有三种：(1)临时测验,此无定期,由讲师、教授各就所讲功课,随时抽问；(2)学期考试,考试时将各科考分与临时抽测各科积分平均分,合并折算；(3)毕业考试,将各科考分与各学期各科积分平均分，合并折算。毕业时按分数等级授与证书,并呈报教育部、内务部存案。
此外该院对于本院管理人员及僧众日用都有着一整套严格规约，大致是仿照寺院清规而定,以体现其佛教本色。
武昌佛学院从1922年创办至1926年因北伐战争停办，其间培养了一批僧伽人才，其影响之大，奠定了近代僧教育的基本方向，成为近代僧教育的楷模，以后所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等，大多是依该院的办学精神。武昌佛学院为近代僧教育的推广，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在家居士是推动近代佛教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最早由居士创办的佛教学校，大概是由彭绍升与汪缙所共立的建阳书院。然而对近代佛教教育兴起贡献最大的，当首推杨文会居士。
1866年杨文会先约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资，在南京设立一所金陵刻经处。1897年他又将自己的延龄巷住宅捐赠给刻经处公用，作为永久性流通处。刻经处原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典460种、3320卷，直到杨文会逝世,已刻齐五分之四。杨文会的刻经事业推动了近代刻经业的兴盛，此后刻经之风遍及各地，这便使佛教典籍得以大量流通，提供了大量读本，由此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
杨文会自学佛始，就深感当时僧人多缺乏佛教知识，应急需开办佛教学堂来培养佛教人才。他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主张中国佛教必须紧随世界潮流，以佛教之资兴办佛学，兼习新法。认为佛教学堂可分内外两班。在办学之前,他先撰写《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提出“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兴办佛学堂，学制各为三年、九年学成。其中初等学文理与浅近佛经，三年学成后准受沙弥戒；中等学经律论，三年学成后准受比丘戒；高等学深奥佛经与教律禅净等专门之学，三年学成后准受菩萨戒、换牒，并把开设僧尼学堂作为近代佛教教育发展之策。他还编写了《佛教初学课本》，把佛教基本教义与教史采用“三字经”的通俗方式表现出来,并作《佛教初学课本注》，以供初学者之用。外班即为佛教寺院主办的社会教育，旨在扩大影响。
1903年杨文会正式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堂“祗洹精舍”，把自己的主张贯注于其中。他因材施教，诸宗兼顾，内外学并重。亲自讲授《大乘起信论》,还延请谛闲讲台宗,曼殊教梵、英文,保庆名士李晓礅教国文。由于他不拘一格，鼓励各人依性之所好，钻研一门，因而其学生多各有所长。谭嗣同善于华严，桂伯华深研密宗，黎端甫长于三论，章太炎、孙少候、欧阳渐、太虚等均擅长唯识。祗洹精舍最终因经费短缺，只办了两年而告停办。
在杨文会兴办佛学教育的推动下，居士佛学教育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2年欧阳竟无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与太虚都曾受业于杨文会，两人一为僧界领袖，一为著名居士，皆主唯识，并融贯各宗、内外之学。两人分别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为当时的僧界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佛教和佛学研究人才，这两座佛教大学的创办，标志着近代佛教教育发展的旺盛期。
欧阳竟无于1918年开始筹建内学院，1922年正式成立，始行授课。欧阳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他主张学必有为而发，而用在利他，为弘扬佛学，培养佛学人才。内学院的办学原则是讲学与刻经并重。学院设立学、事两科及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其中事科设阅经社、经像图书馆、讲演所、流通处、行持处、译经场、传教团等,主要在于编印佛典,以便流向社会。学科设中学、大学(又分补习科、预科、特科、本科,本科又分设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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