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价值取向辨析

　　净因

　　《觉群》

　　 目前台湾佛教界已办了五所大学，大陆二十年来也办起了三十八所初、中、高三种不同层次的佛学院，香港僧伽学院即将开学。两岸三地佛教界如此热心办僧伽教育本身足以说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佛教教育相当重要，因为今天有什么样的僧教育，明天就有什么形态的佛教。换而言之，今天的佛教教育决定着明天的佛教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佛教教育办得好不好，决定了明天的佛教是否有生命力。由此可见，佛教教育对正法久住之重要性。然而实践证明，现行模式的僧教育对推动佛教的复兴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问题也不少。譬如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僧教育、僧教育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扬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一直不断，有些观点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办僧教育时如何处理好信仰与学术研究、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之间的关系，要按社会模式的教育办学，还是按中国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办学等许多观点一直没有定论，有时真让具体办佛学院的人有点无所适从。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办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没有明确，很多人把佛教教育当作了静止的形态。应该说佛教教育本身是动态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应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应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内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僧伽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与表现形式。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觉悟之无上甚深微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决定为苦难众生说法。施设教化，却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录在藏经中的经律论典籍就有万余卷。然而佛所说法正如《圆觉经》所说：“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喻之为筏，以之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方便，佛教称之为“法门”，经中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因此佛陀时代僧教育应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无量法门为其主要内容，以对机说法来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为其形式，其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佛陀创教的本意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生病死苦，令众生解脱而已。这就决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比较偏重对人生现象的分析，重视对人生解脱的实际追求而不重视对抽象哲学义理的研究。

　　 但这种重视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时虽有进一步的发展，却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从部派佛教开始，就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染净、三世是否实有、佛陀的三身、业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许多精细的理论，佛教发展起了极为繁琐的名相系统，进而沉迷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学习研究，使得学习经教演变成对佛教繁琐名相的诠释，并以此为终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知，部派佛教时期，僧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以学习某种思想体系、诠释繁琐的佛教名相为核心，以建立、完善各宗派的学说为目的。部派佛教因此而走向衰颓，佛教的生存受到以婆罗门教为首的各教派的严峻挑战。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他在广学四吠陀、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及诸道术以及三藏经教各种宗派佛教的理论后，针对当时的时弊，倡导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学说，回归佛陀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论来破除部派佛教诠释繁琐名相的经院学风为其内容，以回归佛陀之本怀——以人为本的教化为其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树之大乘般若性空学说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请注意，我所讲的是重新回归——而不是革新，是回归——重新回归到当初的五蕴皆空这种原始的学说，可以说这给佛教带来了第二次生命，佛教因此才得以成为全世界性的宗教。我个人认为，若没有龙树在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佛教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还很难说。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中观学派、瑜伽行派等各种学派，为了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过多发挥和名言概念的过于繁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有可能导致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的隐没或丧失。当人们过分专注于理论的探讨和论证时，往往会忘了如何去实际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传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这一时期，虽有佛教学派林立，但并无佛教宗派出现。直到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空前。中国佛教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者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之上，通过“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们对某一经或论学有所宗的结果，是祖师们接引初学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后来各宗派的继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优越于其他宗派的理论，并执著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写疏，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把一个完整的佛法节节肢解成各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各执一端，津津乐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沦为经师之学、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形式极为繁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僧教育的內容是以学习八大宗派的理论学说为主体，目的是弘扬光大各自宗派，而不是以解脱为目的。这就远离了当初佛教创教之本怀——以经教为方便，以解脱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慧能应运而生，对治义学之弘盛而浮繁，随顺时代的需要，而对佛教进行革新，高倡“不立文字”，反对繁琐哲学及名相研究，把当时以义学为主流的佛教改造成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立文字是慧能以后的宗禅教育主要形式。慧能之“不立文字”，并非完全主张不要文字，而是教导弟子们在学习经教时不执著、拘泥于文字，不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所隐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慧能高举“不立文字”的旗帜，从如下三方面对隋唐以来佛教的弊端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1)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坐禅于行走坐卧等日常生活之中；(2)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3)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名相、分科判教的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正因为如此，慧能的全部禅学都是围绕着人的解脱问题而展开的，它一般并不涉及宇宙生成或构成等问题。慧能在禅学思想上的革新——反对经院化的繁琐名相的研究，注重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教义上回归了佛陀当初设教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世界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慧能终于成了继龙树以来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去的第二人。从此之后，僧教育主要沿着两条轨跡发展。其一是禅宗教育模式，它的教育方式以禅堂坐禅为主、以在日常生活中(即行走坐卧、担水劈柴)念念不忘正念为辅，其目的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二是经论式的宗派教育。这两种模式的教育一直是宋元明清教育的主要模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成了主流，直到今天，对这种模式的教育优劣一直争执不下。

　　 刚过去的三十年呢，我个人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型态，超过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总和。换句话说，过去佛教形态的发展可以重复，那是因为农业社会，大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我们今天整个佛教的现状如同一个池塘，有几千年的沉淀，人们不去捅它时看起来很平静清洁，一旦从不同的方位捅了这个池塘，几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沉淀就会泛起。譬如有人从池塘南面捅一下，唐代那个高僧的专著浮出水面,今人偶尔看到了，读后津津乐道，执为永恒真理，然后拿来吓唬人；有人从池塘的北面捅了一下，宋代某位祖师的语录泛上来了，读后大加赞赏，执为常住真谛, 这是某某祖师讲的，你敢说什么；还有人从池塘的东边捅了一下，明或清代某大德的心得现出水面……如此，造成今天的佛教现状是，不少人不完全是以佛陀的教诲为依据，来宣讲佛法，而是花很大的精力来宣讲宗派式的佛教、祖师式的佛教，然后各执一端，自以为是，因而显得有点乱。其实古往今来，祖师大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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