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的興起和發展
耿敬
《教育的傳統與變革––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20周年紀念集(二)》2009年
近代佛教教育，可分爲兩系，即以出家僧衆爲主體的僧教育，和以在家居士爲主體的佛學教育而兼僧教育。
一
新式僧教育的興起，最初曾遭到佛教界內部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最早計劃開設新式僧學堂的是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風。其計劃得到高僧敬安的支持，敬安還親赴白衣寺相助。但此計劃亦遭佛教守舊勢力的阻撓,最終因松風被啞羊僧謀害而未能成功。同時,力主興辦新學的湘僧素禅也被謀害。1903年釋笠雲在日本曹洞宗水野梅曉的協助下，于湖南長沙開福寺興辦了僧師範學校,爲新式僧學堂之嚆矢。1906年釋文希在揚州天甯寺創立了揚州僧立普通中學；月霞和谛閑得到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在南京叁藏殿開設了江蘇僧師範學堂。此爲僧教育之張本。爲了解日本佛教教育之盛,文希又准備赴日考察，守舊勢力遂趁機密告于清廷,誣陷文希勾結避難日本的革命黨人。文希被捕入獄,其所辦學堂亦被扼殺。
但新式僧教育的發展是無法扼止的。1906年因敬安上書，清政府明令准許各寺院自辦教育之後,各地新式僧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設立。1907年覺先在北京廣設小學,僧俗兼收。1908年敬安在甯波創辦僧衆小學和民衆小學各一所。
爲舉辦僧教育，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僧教育會。1907年覺先在北京創設僧教育會,1908年甯波僧教育會成立，敬安爲會長，江蘇也成立僧教育會，舉辦初級僧師範學校,後來佛教界又發起甯蘇皖贛佛教學務總公所，教育部饬令改名爲僧教育總會。
這些僧教育會的性質，一方面是辦幼年僧徒小學，培養僧衆人才，一方面是辦普通小學,以輔助國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縣各自爲政地設立，談不上有系統的組織。那些受政府明令所組成的各地僧教育會規定，設會長二人：一是當地德高望的出家長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熱心教育的鄉紳，而鄉紳不一定是佛教徙。教育經費由各寺院分擔，如有不願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學的行爲，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強迫入學。
辛亥革命後，1912年全國佛教界于上海召開會議，在僧教育總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華民國佛教總會，公推敬安爲首任會長。大會通過了《中華佛教總會章程》，章程規定，除保護寺産之外，總會還計劃開設各宗專科大學、中學、師範小學以及勵行慈善事業等。
1915年內務部頒布了《管理寺廟條例》,其中第五條規定,各寺廟及自立學校,但其課程于佛教經典外，必須授以普通教育，並在第十五條中對寺立學校的講法宗旨、方法、內容都做了具體的規定。這樣，佛教教育進一步走向世俗化，具有了近代氣息。此後建立起來的寺立學校，大多僧俗兼收，並仿照世俗學校來辦學，增添了不少普通教育的內容，使佛教教育的風氣爲之一變。
同時,佛教大學及各宗專科學院也相繼建立。其中較著名的有月霞1914年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的專研華嚴宗教義的華嚴大學；谛閑1918年于甯波雙宗寺創立的專研天臺宗教義的觀宗學社(後改名弘法研究社)；太虛1922年創辦的武昌佛學院,設有俱舍、唯識、因明、叁論以及佛教各宗派源流等課程；慧泉1925年在廈門南普陀寺創辦的閩南佛學院，太虛1932年在重慶建立的漢藏教理院等。此外，全國各地佛教組織和一些著名寺院，也辦有各類型的佛學院，如北京廣濟寺的弘慈佛學院、法源寺的中華佛學院、瑞應寺的中國佛學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學院、開封的河南佛學院、九華山的九華佛學院、安慶迎江寺的安徽佛學院、湖南甯鄉的僞山佛學院、杭州的武林佛學院、普陀山的南海佛學院、鎮江的焦山佛學院和竹林佛學院、蘇州靈岩山佛學院、常熟的法界學院、泰縣的覺海佛學院、常州清涼寺的清涼學院、天甯寺佛學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靜安寺佛學院、法藏寺佛學社、楞嚴專宗學院、福州湧泉寺的鼓山佛學院、潮州開元寺的嶺東佛學院等。武漢還建有佛學院女衆院、菩提精舍、正信會女子研究部和八教學院等四所女衆教育學院。這些不同類型的佛學院，先後培養了一批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
然而，標志著近代佛教教育最高水准的，是1922年太虛在武昌城望山門內千家街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太虛一生從事佛教改革與佛教教育，他主張通過佛教學校培養僧才，移寺産爲教育之用，重視佛教教育的現實性。武昌佛學院的創辦正是貫徹了他的這些主張。
武昌佛學院的性質是大學。先辦修學、隨習二科，修學科爲專修性質，學製叁年，第一期學僧即達80余人；隨習科以半年爲一期。1924年改修學科爲大學部，另設研究部，體現了學術研究與教學並重的特點,並附設了佛學女衆院學院的入學資格要求：(1)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2)身體健全品性端正者；(3)曾受比丘戒、或沙彌戒、或五戒叁皈依者；(4)曾習教典文理清通者；(5)發心求法濟世誓願不退者。
凡入學者皆需經考試及察驗，方法有：(1)口頭問答；(2)發誓願作文；(3)入院共住兩星期,察驗其品性行特。通過此叁者方可入學。
其課程設置因受近代教育影響，而體現了融貫各宗、內外之學的近代佛學特征。課程中除講習佛教各宗教義源流外，還開設了因明學、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中外哲學、西洋論理學、心理學、宗教學、社會學、生物學以及梵文、藏文、英文、日文等。在教師配備上，除太虛等僧人教授外，還延請原北京大學教授數人。這種僧俗構成的教師配置，也是太虛的一大改革。除學習外，還規定修持時間。由此可見，武昌佛學院是以融貫中西，不拘宗派，戒、學雙修爲其特色的。
學僧完成學業或畢業時，必須經過考試，主要有叁種：(1)臨時測驗,此無定期,由講師、教授各就所講功課,隨時抽問；(2)學期考試,考試時將各科考分與臨時抽測各科積分平均分,合並折算；(3)畢業考試,將各科考分與各學期各科積分平均分，合並折算。畢業時按分數等級授與證書,並呈報教育部、內務部存案。
此外該院對于本院管理人員及僧衆日用都有著一整套嚴格規約，大致是仿照寺院清規而定,以體現其佛教本色。
武昌佛學院從1922年創辦至1926年因北伐戰爭停辦，其間培養了一批僧伽人才，其影響之大，奠定了近代僧教育的基本方向，成爲近代僧教育的楷模，以後所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等，大多是依該院的辦學精神。武昌佛學院爲近代僧教育的推廣，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在家居士是推動近代佛教教育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最早由居士創辦的佛教學校，大概是由彭紹升與汪缙所共立的建陽書院。然而對近代佛教教育興起貢獻最大的，當首推楊文會居士。
1866年楊文會先約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資，在南京設立一所金陵刻經處。1897年他又將自己的延齡巷住宅捐贈給刻經處公用，作爲永久性流通處。刻經處原計劃陸續雕印大小乘佛典460種、3320卷，直到楊文會逝世,已刻齊五分之四。楊文會的刻經事業推動了近代刻經業的興盛，此後刻經之風遍及各地，這便使佛教典籍得以大量流通，提供了大量讀本，由此促進了近代佛教教育的發展。
楊文會自學佛始，就深感當時僧人多缺乏佛教知識，應急需開辦佛教學堂來培養佛教人才。他的辦學思想非常明確，主張中國佛教必須緊隨世界潮流，以佛教之資興辦佛學，兼習新法。認爲佛教學堂可分內外兩班。在辦學之前,他先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提出“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興辦佛學堂，學製各爲叁年、九年學成。其中初等學文理與淺近佛經，叁年學成後准受沙彌戒；中等學經律論，叁年學成後准受比丘戒；高等學深奧佛經與教律禅淨等專門之學，叁年學成後准受菩薩戒、換牒，並把開設僧尼學堂作爲近代佛教教育發展之策。他還編寫了《佛教初學課本》，把佛教基本教義與教史采用“叁字經”的通俗方式表現出來,並作《佛教初學課本注》，以供初學者之用。外班即爲佛教寺院主辦的社會教育，旨在擴大影響。
1903年楊文會正式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堂“祗洹精舍”，把自己的主張貫注于其中。他因材施教，諸宗兼顧，內外學並重。親自講授《大乘起信論》,還延請谛閑講臺宗,曼殊教梵、英文,保慶名士李曉礅教國文。由于他不拘一格，鼓勵各人依性之所好，鑽研一門，因而其學生多各有所長。譚嗣同善于華嚴，桂伯華深研密宗，黎端甫長于叁論，章太炎、孫少候、歐陽漸、太虛等均擅長唯識。祗洹精舍最終因經費短缺，只辦了兩年而告停辦。
在楊文會興辦佛學教育的推動下，居士佛學教育有了新的進展，其中最爲著名的是1922年歐陽竟無創辦的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與太虛都曾受業于楊文會，兩人一爲僧界領袖，一爲著名居士，皆主唯識，並融貫各宗、內外之學。兩人分別創辦的南京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都爲當時的僧界和社會培養了大批佛教和佛學研究人才，這兩座佛教大學的創辦，標志著近代佛教教育發展的旺盛期。
歐陽竟無于1918年開始籌建內學院，1922年正式成立，始行授課。歐陽的辦學思想十分明確，他主張學必有爲而發，而用在利他，爲弘揚佛學，培養佛學人才。內學院的辦學原則是講學與刻經並重。學院設立學、事兩科及學務、事務、編校流通叁處。其中事科設閱經社、經像圖書館、講演所、流通處、行持處、譯經場、傳教團等,主要在于編印佛典,以便流向社會。學科設中學、大學(又分補習科、預科、特科、本科,本科又分設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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