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藝術

　　道堅

　　佛教傳入中國後，藝術成爲佛教通俗弘法的重要方式。宣揚佛法通過藝術上的形象思維，以佛、菩薩等的藝術形象，采取藝術誇張的手法，融佛法與藝術爲一體，以期達到淨化世道人心的完美效果。中國的佛教建築及造像藝術等逐漸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民族文化與印度文化、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進了中國藝術的發展。此時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風。南方佛教重義理，詩歌、繪畫、書法及佛寺建築藝術盛極一時，與北方的石窟藝術等交相輝映。唐代是中國古代藝術史上的黃金時代，佛教建築、雕像、繪畫藝術，燦爛輝煌，登峰造極。到了元代藏傳佛教的造像藝術傳入內地，豐富了佛教藝術的寶庫。

　　佛教建築藝術——佛殿、佛塔和經幢

　　中國佛教建築藝術集中體現在佛寺建築上，中國佛寺建築早期以佛塔爲主，至隋唐時代漸以佛殿爲中心了。這樣佛教建築主要分爲佛殿建築和佛塔建築及經幢等。佛寺建築以木構爲主，很講究藝術效果，以顯得清靜莊嚴。寺院大殿的屋頂有出挑的柱頭鬥拱，鬥拱是由鬥形木塊和弓形肘木縱橫交錯層疊構成，逐層向外挑出來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底。鬥拱不僅可使屋檐出挑較大，而且兼有裝飾效果。屋頂有鸱尾爲飾，形式多種多樣。柱礎有蓮瓣，精美異常。頂棚上有藻井，形態各異，上有花紋、雕刻和彩畫。殿前有臺階，兩側有回廊、石欄杆、柱子，雕飾精美。整個殿宇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品。佛教木構殿堂與固有傳統藝術相結合，形成了新的風格，在建築史上放出了異彩。

　　佛塔即是建築藝術，又是雕塑藝術，是集兩種藝術于一體的佛教建築物。我國佛塔建築分布很廣，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之中的一朵奇葩。佛塔起源于印度，原指墳冢，因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就是安放在塔裏，從此成爲佛教徒的崇拜對象。佛教初傳，也帶來了印度佛塔的形象。我國秦漢時代建築有高樓臺榭，佛塔移植過來，與這種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樓閣型塔的新形式。如東漢中葉在徐州建造的佛塔“下爲重樓閣道”，頂上“垂銅槃九重”。(《叁國志·吳書·劉繇傳》)這種重樓是多層木結構的高樓，銅槃也稱金盤，也稱相輪，是佛塔頂部的裝飾，造型非常精美。上爲印度特色的圓形塔頂，下爲中國固有的樓閣。這種佛塔成爲南北朝木塔的基本式樣。唐代佛塔則多爲八角形平面，並改木結構爲磚砌。元明清時代，塔的形狀更發展爲十二邊形、圓形、十字形以及內圓外方、外圓內方等多種，材料則發展到石、土、銅、鐵、琉璃等多種，從而顯得更加多姿多彩。

　　經幢是一種帶有宣傳性和紀念性的藝術建築。印度幢的形式是在紀念佛陀的建築物的玉垣(周垣)上刻各種浮雕，也有的是在塔前方左右各樹一石，宛如中國長方形的碑，石面上刻*輪、飛天，輪下刻人物和動物的浮雕。我國唐至遼宋時代，建幢之風盛行，有爲建立功德而镌刻的陀羅尼經幢，也有爲紀念高僧而建造的墓幢。我國的經幢多系石雕也有少數鐵鑄的，高度不等，形狀有圓柱形或六角、八角形，多爲八角形。一般由基座、幢身和幢頂叁部分組成，幢身刻陀羅尼經文，基座和幢頂則雕飾花卉、雲紋等圖案以及菩薩、佛像，十分華麗。著名的如唐代末葉造成的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經幢，樸素莊嚴，是中國藝術之精品。河北趙縣城內的趙州陀羅尼經幢，系北宋時建造，全部用石料疊砌而成，高約18米，是我國現在石經幢中最高的一座。幢下爲方形石基，臺基上是八角形束腰式須彌座，經幢一至叁層刻有陀羅尼經，其余各層滿布佛教人物、動物、花卉等圖案。幢頂以銅質火炎寶珠爲刹，輪廓莊嚴清秀，展現了宋代造型藝術的高度成就。

　　佛教雕塑

　　佛教雕塑是指寺院和石窟中雕刻、塑造的尊像，以及各種金、石、玉、木、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藝術品，其中以栩栩如生的木雕泥塑尊像爲典型。佛教雕塑是佛教藝術的集中體現，主要保存在曆代所開鑿的佛教洞窟之中，石像不易朽爛，大像不易被破壞，石窟可以久存不壞，由此也稱石子窟藝術。

　　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就有很高水平的雕塑藝術。如近年在遼西出土的文物中，有五千年前的彩塑女神頭像，造型優美生動，其眼珠是用綠色磨圓玉片鑲嵌而成，顯得雙目炯炯，神采飛揚。此外還有玉雕豬龍、玉雕鹄鳥等。到了西漢時代，中國有了大型雕刻，如陝西興平茂陵西南的霍去病墓前的臥馬、躍馬、伏虎、臥牛等石刻，風格簡樸雄健，渾厚有力，形象生動，富有藝術感。佛教傳入中國後，給中國雕塑藝術以強大的刺激，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雕塑藝術的寶庫。

　　中國佛教雕塑約始于東晉時代，如戴逵父子就是著名的雕塑家，相傳戴逵曾爲會稽山陰靈寶寺作木雕無量壽佛和脅侍菩薩，經過反複修改，叁年才完工，造型極爲精美，受到時人的贊譽。中國佛教石窟的開鑿始于苻秦建元二年(366)，沙門樂僔在甘肅敦煌鑿一石窟造佛像。後來敦煌莫高窟又發展出一種泥塑藝術。泥塑因塗有色彩，也稱彩塑。敦煌莫高窟的彩塑，系以泥和夾紵作成造像，再加色彩，爲中國雕塑藝術中的古老工藝，並影響了後世佛教造像藝術。

　　早期佛教造像以印度佛教爲藍本，如大同雲岡的石佛洞，西部昙曜止沿佛像宏大，高達數丈，莊嚴巍峨，其造像風格與印度犍陀羅藝術和笈多藝術相近似。至于西部小洞多系北魏晚期雕造，飛天削肩瘦長，衣帶飄逸，與中部飛天的形象全然不同，體現了中國化的風格。隨著北魏從大同遷都到洛陽，龍門石窟也相繼在洛陽開鑿，至唐高宗、武後而達到頂點。龍門石窟造像軀幹颀長，肌膚豐潤，比例勻稱，形貌典麗，垂眸微笑，溫雅敦厚，富于人情味。奉先寺的大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造像，達到了盛唐佛教雕刻藝術的頂點。龍門石窟造像與早期雲岡石窟造像相比，更顯示出中國傳統的優秀民族作風和民族風格。

　　佛教雕塑對中國傳統雕塑藝術的影響是，在內容上由以表現人和動物爲主題，變爲著重表現佛、菩薩的宗教信仰崇拜；在技巧上由簡明樸直發展到了精巧圓熟；在風格上由雄偉、挺秀轉爲莊嚴、富麗。佛教雕塑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雕塑藝術的前進。

　　佛教繪畫

　　佛教繪畫是佛教引發信仰熱忱、擴大宣傳影響的一種重要工具。佛畫可以形象地傳播佛教教義，也可以供佛教信徒禮拜供奉，還可以備寺院殿堂莊嚴之用。大乘佛教經典特別強調繪畫佛像的功德，所以佛教學者往往以佛畫爲宣揚佛道的第一方便。在佛教畫像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繪畫藝術已有獨立的發展，如漢代繪畫就已形成樸直古勁的風格。佛教繪畫藝術傳入中國後，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畫家吸取佛教繪畫的技術，推進了繪畫藝術的發展。至隋唐時，南北統一，畫家們進一步融合了民族傳統，使佛教繪畫藝術創作達到頂峰。宋以後隨著佛教由盛轉衰，佛教繪畫藝術也漸趨衰落了。

　　據說漢明帝曾令人畫佛，“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魏書·釋老志》)這大概就是中國畫家自作佛教畫像的濫觞。漢代擅長作佛畫的藝術家不多，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善畫佛像的畫家相繼出現。六朝時代，佛畫更是繪畫的中心，凡能繪畫的藝術家幾乎都能畫佛像。最早的有東吳畫家曹不興，他根據高僧唐僧會帶來的印度佛像畫本爲模本，畫出身體勻稱的佛像。西晉時著名畫家有張墨和衛協。衛協曾綜合防治七佛畫，據說人物不敢點睛，時有畫聖之稱。漢代繪畫，比較簡略，衛協繪畫漸趨細密，他的藝術手法曾左右了一時的畫風。東晉時大畫家顧恺之，也是擅長佛畫的高手，他畫像時重點目睛，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以形寫神論”。南朝宋陸探微，學顧恺之畫法，筆迹周密，筆勢連綿不斷。南朝梁代張僧繇，擅長佛畫，繼承中印度壁畫的風格，用淺深渲染的手法，分出明暗的陰影，富于變化，筆墨簡練，自成樣式，有“張家樣”之稱。北齊曹仲達，來自中亞，他繪佛畫的衣服緊窄，多爲印度笈多藝術式樣，具有特殊風格，創立了“曹家樣”。

　　唐代佛畫，特別的壁畫的發展，可謂空前絕後，盛極一時。如名家吳道子，集諸畫家之大成，爲古代佛畫第一人，有“畫聖”之稱。他曾在長安、洛陽寺觀作佛道壁畫叁百余間，繪畫笑談磊落，洗煉勁爽，勢狀雄峻，生動而有立體感。因用狀如蘭葉的筆法來表現衣褶，有飄舉之勢，人稱“吳帶當風”。又因用焦墨勾線，略加淡彩設色，也稱“吳裝”。後世把他的張僧繇的畫法並稱“疏體”，以區別于顧恺之和陸探微勁緊連綿的“密體”。吳道子的畫風，對後來人物畫的影響很大。唐代中葉以來，佛教禅宗盛行，禅宗直指人心，提倡頓悟，輕視形式，不重佛像，佛畫漸趨衰微。禅宗的超然襟懷，任運曠達的人生哲學，又最易和自然自在、蕭疏清曠的山水融爲一體。唐代大詩人、大畫家王維，耽于禅悅，性喜山水。他的濃淡黑色的山水畫，富有詩意，後人稱之爲“畫中有詩”。他改變了中國以往傳統山水畫的風格，開創了超然灑脫、高遠淡迫的畫風，對後來的中國畫的發展影響很深。唐代佛畫內容比過去更爲豐富，色彩也比較絢爛，表現的境界也更爲寬闊，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後，佛畫更多的融合了中國傳統的技法，逐漸不同于印度風格，而且畫家的興趣也不在佛畫方面，而轉向山水花鳥，這樣也就逐漸與佛教內容相脫離，逐漸變爲追求美的純藝術了。

　　綜觀中國佛教繪畫，大體上可以分爲像和圖兩大類。像主要是佛像、菩薩像、明王像、羅漢像、鬼神像和高僧像等。圖有繪畫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的佛傳圖，繪畫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爲菩薩時教化衆生的本生圖，描繪某一佛經的全部或部分內容的經變圖，以及描繪佛教故事圖和水陸法會殿堂上使用的水陸圖等。這些藝術品大多結合佛教慈悲度世的理念，宣揚佛教倫理道德和宗教學說。

　　佛教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是顯著的。它不僅在形象上創造了許多典範的作品，新創別開生面的形式，而且豐富了中國繪畫的題材。這些題材的內容無疑是宗教性的，表現了積極進取的度世情懷，這就是藝術家們以豐富的想象力，通過佛畫表現了生活中的歡樂與苦難、情感與希望，表現了人們的堅強、鎮定、忍耐、犧牲等寶貴的品格。

　　佛教音樂

　　音樂通過藝術的形象表達人們的思想與感情，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中國古代十分重視音樂的素養，如《孝經》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和荀子的《樂論》都強調音樂的怡情悅性，陶冶心靈，教化人民，改善民心的作用。佛教傳入中國前，中國就廣泛流行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佛教傳入中國後，爲了弘揚佛法，豐富人民對文化生活、藝術欣賞的要求，也十分重視音樂的方便性。中國佛教音樂家們經過長期的摸索和實踐，逐漸地熔曆史悠久的宮廷音樂、民間音樂、宗教音樂于一爐，形成了以“遠、虛、淡、靜”爲特色的佛教音樂，並成爲中華民族音樂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音樂起源于記述《梨俱吠陀》歌詠方法的《娑摩吠陀》，並依此而奠定聲明和梵呗的基礎。佛教繼承梵呗的歌詠方法而創製伽陀的唱頌方式，釋尊弟子跋提比丘、優婆利尊者、目連、阿難、難陀、婆耆舍等進一步發揚光大。據《付法藏傳》卷五載，馬鳴菩薩“于華氏城遊行教化，欲度彼城諸衆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哀婉調和”。賴吒和羅是歌頌釋尊一代事迹的佛曲。據傳後來的龍樹菩薩開啓南天鐵塔，受金剛薩埵的灌頂，誦持秘密最上曼荼羅時，也作帶有密教性質《金剛歌詠》等佛教音樂。佛教傳入中國後，因音韻等關系，梵文翻譯後就難以用梵呗來歌誦了。至叁國時代，康居國高僧來到四川，傳來伊朗式的佛教歌唱法。直至魏武帝第四子陳思王曹植，對梵曲饒有興趣，傳說曾于山東省東阿縣魚山，采用中國五音階法結合印度梵呗七音階歌唱法，創製魚山梵呗而得到廣爲傳揚，中國至此正式興起佛教音樂。

　　至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曾“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呗新聲”。(《南齊書》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所謂經呗新聲，就是佛教音樂。梁武帝蕭衍是虔誠的佛教徒，也是佛教音樂家，他曾製作《善哉》、《神王》、《滅過惡》、《斷苦輪》等十余篇佛教歌曲，並以童聲演唱。北朝也流行佛教音樂，如北魏佛教興盛，佛寺衆多，“梵唱屠音，連檐接響”。(《魏書·釋老志》)屠音就是“浮屠之音”，即佛教音樂。說明北朝佛寺常常演奏佛教音樂。隋代流行“法曲”，即由佛教法會音樂“法樂”發展而成，是西域民族音樂和漢族的清商樂相結合的産物。隋代宮廷還設置“七部樂”和“九部樂”。七部樂名是國伎、清商、高麗、天竺、安國、龜茲、文康等樂。後改清商爲清樂，又增加疏勒、康國兩部，成爲九部樂。九部樂中有少數民族樂舞，也有外來樂舞。天竺樂有舞曲《天曲》就是一首佛曲。這表明佛曲在社會上非常流行，並爲宮廷燕(宴)樂所采用。九部樂傳至唐代，增加高昌樂成爲十部樂。唐代還繼承隋代的法曲，攙雜道曲而發展至極盛。據說唐玄宗酷愛法曲，曾命梨園弟子學習，廣爲演唱。唐代佛教音樂空前發展，一些高僧創作了不少的佛教名曲。如唐貞元年間淨土宗高僧少康，“所述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饬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宋高僧傳》卷二五《少康傳》)這表明中國佛教音樂主要取材于民間而獲得發展。來自中印度的高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來我國朝觐，印度式的梵呗正式流行中國。

　　北宋時期，搜集整理和傳播民間音樂的工作，從官府藝人轉到民間藝人手裏。民間藝人在“瓦子”或“瓦肆”裏演出。從此佛教寺院裏的戲場也就逐漸轉移到瓦子裏了。但是有的大寺院還有戲臺，也舉辦廟會，仍有音樂活動。元代盛行南北曲，爲此後佛教的歌贊所采用。明永樂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僧人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就采用了中國內地的古典樂曲和流行樂曲叁百多首。在明王朝的倡導下，京城一些寺院都有管樂，如智化寺的管樂以師徒相授的方式得以保存至今。

　　佛教音樂還以俗講、演唱變文、誦經等靈活的形式，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寺院通過節日活動、廟會、戲場演戲，以豐富多彩的形式開展佛教音樂，活躍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使古代廣大人民群衆獲得了藝術欣賞和藝術活動的機會。佛教寺院也是民間音樂的保存者，對保存和發展民間音樂起了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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