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貢獻
中國佛學院講師道堅
一 佛教與中國文學
佛教爲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詞方法，也就是帶來了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重大變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對于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說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的産生有著直接的作用；在內容方面，主張就人生而觀其無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變轉幻化，從而爲文人開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現實的想像力，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形成
從漢末到西晉，安世高、支婁迦谶、竺法護等人采取直譯的方法翻譯佛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宋高僧傳·安世高傳》)東晉以來，佛經翻譯家逐漸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翻譯文學，爲中國文學史開辟了新的園地。如姚秦時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主譯的《維摩诘所說經》、《妙法蓮華經》、《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等，譯文宏麗優美，語意顯明曉暢，爲曆代文人所喜愛，常被人們作爲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對文學界影響很大。佛陀跋陀羅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瀾壯闊，宏偉瑰奇。昙無谶譯《佛所行贊經》，傳述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韻文形式的傳記文學。《大方廣佛華嚴經》和《佛所行贊經》這兩部佛經的文學色彩極爲濃厚，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小。中國漢魏以來，散文和韻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時的佛經翻譯家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譯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這種新文體對改變當時中國文學的文體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文學發展。
佛教經典重視形式上的布局和結構，如《佛所行贊經》、《佛本行經》、《普曜經》等是佛教長篇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感人，人物構思缜密，對後來的長篇故事的創作有一定的影響。《須賴經》等是小說體作品，《維摩诘所說經》、《思益梵天所問經》是半小說體、半戲劇體的作品，這些形式、體裁在中國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沒有的。上述佛典的譯出，對于後代彈詞、平話、小說、戲曲的産生和繁榮，有著啓迪、鼓舞和推動的作用。
佛教經典在宣講教義之時，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譬喻體，即以豐富的故事情節展現有關宇宙人生的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影響巨大。如南齊求那毗地所譯出《百喻經》二卷，列舉譬喻故事98條，就是一部文筆樸素、情景感人的文學作品。當年魯迅先生曾把它當作中國思想史上的資料進行研究，從中吸收有益的成份，並捐款刻印，廣泛流通。從文學史上看，譬喻體文學的譯出，對我國後世的寓言文學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 佛教推動音韻學和律體詩及詩歌的産生和發展
佛教對于中國詩歌的影響十分巨大，如伴隨著佛教而傳入的印度聲明論，導致南朝音韻學上四聲的發明和詩歌格律上八病的製定，從而推動了唐以來格律詩新體裁的開創。中國古代也注重詩歌的音節及聲律的探討，魏李登就曾作過韻書《聲類》(已佚)，但並沒有形成一定的音韻學規則。晉宋以來，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聲水門和審音文交，曾在一起研究過音韻學。齊梁時代文學家沈約、王融和周颙等文士，在佛教《涅槃經》等梵聲學的影響下，把字音的聲調高低分爲平上去入四聲，用于詩詞的格律。沈約等人發明聲律論，既吸取了我國古代音韻學研究的成果，同時也直接受到了佛經轉讀和梵文拼音的影響。沈約所撰《四聲譜》(已佚)提出八病之說，強調作詩應避開八種音律上的弊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有違格律的過失。沈約一派詩人創傷的詩歌，體裁短小，十分重視聲律，史稱“永明體”。“永明體”標示著我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使中國的詩歌更加注重格律和音節的美學化，對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巨大。
中國詩壇在魏代中期以來，玄學思想成爲詩歌的主旋律，即所謂的“玄言詩”。在東晉時代，佛教般若學廣泛流傳，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而無所得的思潮給當時詩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一些佛教學者就在玄言詩的土壤裏，詩詞意境裏注入般若空宗的理念，形成了一種優遊自得、寂靜恬適的詩境。如東晉佛教般若學者支道林就是當時最傑出的佛教詩人。支道林不僅娴熟佛學，還精通老莊哲學，所以他的詩結合老莊思想，文采沖逸，才藻新奇，極得文人的贊賞。當時著名玄言詩人孫綽、許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遊，一起探求玄理，並深受其影響。晉宋之際的大詩人謝靈運也對佛這有精湛的研究，還曾和慧觀法師一起擔任過《大般涅槃經》的潤文。他善于刻畫自然山水景物，意境悠遠而空靈，對于山水詩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除以佛理入詩之外，還有專以詩文吟唱佛理的，如支道林的《詠懷詩》、王齊之的《念佛叁昧詩》、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和《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謝靈運的《淨土詠》、梁武帝蕭衍的《淨業賦》等等，對後來的詩歌都有很大的影響。
唐代禅宗的興起對唐代文學的發展和密切關系，禅和詩都注重內在的體驗，重視象喻和啓發，追求言外之意趣。禅宗對這種宗教實踐和詩歌創作實踐提供了相互溝通的的橋梁。在唐代，一些著名詩人談禅、參禅，以詩文表達心中的悟境就形成了禅趣禅理盎然的禅詩，而禅師也和詩人相互酬唱，以詩來表達人生的理想和證悟的境界，從而表現濃郁的詩詞禅學化，爲唐代詩歌創作打開了新的一頁。任運自然的禅宗思想給詩歌的內容以強烈的刺激，豐富了詩歌的意境，使詩歌的面貌更爲多姿多彩。如唐代的王維不僅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居士，他還是唐代著名的畫家、詩人，兼通音樂，與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齊名，號爲“詩佛”。王維的詩主要是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和王維同一類型的詩人如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他們的詩歌都引證佛典，意境深遠而典雅，佛理與情景交融。唐代還有以俗語表述佛理禅機的，如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這些人的詩歌以平實質樸、淺顯易懂的語言，但意境上尋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禅趣橫溢。其中寒山詩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響久遠。
宋代是禅宗隆盛時期，一些文人也以奉佛參禅，與名僧交遊爲時尚，如蘇轼、王安石、黃庭堅、陸遊、楊萬裏等人，多以佛理入詩，甚至取材于禅宗語錄，這種以詩歌風格，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詩歌創作。
(叁)佛教導致說唱文學——變文、寶卷、彈詞、鼓詞的相繼産生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佛教對于說唱文學和小說的影響，比對詩歌的影響還要顯著。自南北朝以來，佛教爲了弘法的需要，開始推行經文的“轉讀”、“梵呗”的歌唱和“唱導”叁種宣傳教義的方式。由于誦讀、講說、歌唱、贊歎等形式多樣化，說唱結合不僅開佛教俗唱的風氣，而且有變文之作，繼之有寶卷、彈詞、鼓詞等文學藝術出現。
佛教經典中的頌文稱爲“偈頌”，是可以用來詠唱的，但在轉梵爲漢後，因限于字義音韻等原因而不能歌唱了。于是有人用印度的聲律學製成曲調來歌唱漢文偈頌，形成了中國佛教音樂——“梵呗”。佛教爲了弘法的需要，讓艱澀的語言轉變成通俗易懂的俗語，由經師來擔任佛經的轉讀和梵呗，使佛教生活化、藝術化，同時又影響了中國俗文學的發展。
唱導也是重要的佛教通俗化的重要形式，本來和經師不同，不是以諷詠佛經爲主，而是以歌唱緣事爲主。梁陳之際，經師和唱導便合流了。中唐以後，由于民間的口語有了轉變，諷詠佛經一般人已經難以聽懂了，于是又將經文譯成唐代俗語，這就是“變文”了。變文是佛教影響中國通俗文學的肇始。凡將佛陀的本生故事繪成彩畫，稱爲“變現”，後來發展爲說唱佛經故事，這種唱出的文詞，稱爲“變文”。唐代流行一種叫做“轉變”的說唱藝術，“轉”是說唱，“變”是變易文體。表演者一邊展示佛教故事圖像，一邊說唱故事。轉變時使用的圖像稱“變相”，說唱故事的底本稱爲“變文”。變文的起源，與佛教經典文體和六朝時代佛教通俗化有直接關系。寺院僧侶爲了采取通俗化的傳教方式，經常舉行以變文爲話本的通俗說唱，這就是“俗講”。俗講由兩人主持，先由引導者“都講”高唱一段經文，隨後由俗講法師加以詳細解說。這種吸取中國民間說唱的特色增加佛教故事化的成分，采用韻文散文結合、有說有唱的新形式演唱經文，達到了吸引聽衆，開導人心的作用。這種有唱有說、詩文合體的藝術形式，開我國說唱文學的先河。變文吸取中國傳統曆史故事和民間故事，記敘曲折，情節生動，故事性強，文字通俗明快，韻散結合，爲大從所喜愛，不僅保存了大量古代長期流傳的傳說故事和流行口語，而且開創了一代較爲自由的新文風。
變文雖爲人民大衆所喜愛，但不能登大雅之堂。北宋真宗趙恒明令禁止變文流行，佛教寺院裏講唱變文之風因此而消亡。然而，繼變文之後，由變文演變而成的以唱爲主的寶卷，受變文影響而成的彈詞、鼓詞、諸宮調及以講爲主的講史、小說的話本相繼形成。
寶卷形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韻文爲主，間以散文。以佛教故事爲題材，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和賞善罰惡思想。如現存的《香山寶卷》，傳爲北宋普明禅師的作品。還有《魚籃寶卷》、《目連叁世寶卷》等，都是宣揚佛教故事的。受到佛教寶卷的影響，明清以來逐漸也流行以民間故事爲題材的寶卷，使寶卷發展成爲一種曲藝。彈詞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時期。表演者大都一至叁人，采取有說有唱的形式。樂器多數以叁弦、琵琶等樂器伴奏。鼓詞流行于明清時期的北方，而彈詞則盛行于南方。諸宮調起源于北宋，流行于宋、金、元時代，講唱結合，以唱爲主，唱的音調運用當時流行的曲調改編而成。諸宮調以不同的宮調演唱數以萬言的長篇故事，雜以說白，直接影響了元雜劇的形成
(四) 佛教爲古典小說和戲曲提供了故事情節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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