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中国佛学院讲师道坚
一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文学。《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佛教经典重视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等是佛教长篇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人物构思缜密，对后来的长篇故事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须赖经》等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佛教经典在宣讲教义之时，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譬喻体，即以丰富的故事情节展现有关宇宙人生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如南齐求那毗地所译出《百喻经》二卷，列举譬喻故事98条，就是一部文笔朴素、情景感人的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曾把它当作中国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并捐款刻印，广泛流通。从文学史上看，譬喻体文学的译出，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和律体诗及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如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中国古代也注重诗歌的音节及声律的探讨，魏李登就曾作过韵书《声类》(已佚)，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音韵学规则。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声水门和审音文交，曾在一起研究过音韵学。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和周颙等文士，在佛教《涅槃经》等梵声学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词的格律。沈约等人发明声律论，既吸取了我国古代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直接受到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沈约所撰《四声谱》(已佚)提出八病之说，强调作诗应避开八种音律上的弊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有违格律的过失。沈约一派诗人创伤的诗歌，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永明体”标示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使中国的诗歌更加注重格律和音节的美学化，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
中国诗坛在魏代中期以来，玄学思想成为诗歌的主旋律，即所谓的“玄言诗”。在东晋时代，佛教般若学广泛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而无所得的思潮给当时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一些佛教学者就在玄言诗的土壤里，诗词意境里注入般若空宗的理念，形成了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如东晋佛教般若学者支道林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佛教诗人。支道林不仅娴熟佛学，还精通老庄哲学，所以他的诗结合老庄思想，文采冲逸，才藻新奇，极得文人的赞赏。当时著名玄言诗人孙绰、许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游，一起探求玄理，并深受其影响。晋宋之际的大诗人谢灵运也对佛这有精湛的研究，还曾和慧观法师一起担任过《大般涅槃经》的润文。他善于刻画自然山水景物，意境悠远而空灵，对于山水诗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除以佛理入诗之外，还有专以诗文吟唱佛理的，如支道林的《咏怀诗》、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谢灵运的《净土咏》、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等等，对后来的诗歌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禅宗的兴起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和密切关系，禅和诗都注重内在的体验，重视象喻和启发，追求言外之意趣。禅宗对这种宗教实践和诗歌创作实践提供了相互沟通的的桥梁。在唐代，一些著名诗人谈禅、参禅，以诗文表达心中的悟境就形成了禅趣禅理盎然的禅诗，而禅师也和诗人相互酬唱，以诗来表达人生的理想和证悟的境界，从而表现浓郁的诗词禅学化，为唐代诗歌创作打开了新的一页。任运自然的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如唐代的王维不仅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居士，他还是唐代著名的画家、诗人，兼通音乐，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号为“诗佛”。王维的诗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和王维同一类型的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都引证佛典，意境深远而典雅，佛理与情景交融。唐代还有以俗语表述佛理禅机的，如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这些人的诗歌以平实质朴、浅显易懂的语言，但意境上寻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禅趣横溢。其中寒山诗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响久远。
宋代是禅宗隆盛时期，一些文人也以奉佛参禅，与名僧交游为时尚，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多以佛理入诗，甚至取材于禅宗语录，这种以诗歌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创作。
(三)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佛教经典中的颂文称为“偈颂”，是可以用来咏唱的，但在转梵为汉后，因限于字义音韵等原因而不能歌唱了。于是有人用印度的声律学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偈颂，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梵呗”。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让艰涩的语言转变成通俗易懂的俗语，由经师来担任佛经的转读和梵呗，使佛教生活化、艺术化，同时又影响了中国俗文学的发展。
唱导也是重要的佛教通俗化的重要形式，本来和经师不同，不是以讽咏佛经为主，而是以歌唱缘事为主。梁陈之际，经师和唱导便合流了。中唐以后，由于民间的口语有了转变，讽咏佛经一般人已经难以听懂了，于是又将经文译成唐代俗语，这就是“变文”了。变文是佛教影响中国通俗文学的肇始。凡将佛陀的本生故事绘成彩画，称为“变现”，后来发展为说唱佛经故事，这种唱出的文词，称为“变文”。唐代流行一种叫做“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变易文体。表演者一边展示佛教故事图像，一边说唱故事。转变时使用的图像称“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变文的起源，与佛教经典文体和六朝时代佛教通俗化有直接关系。寺院僧侣为了采取通俗化的传教方式，经常举行以变文为话本的通俗说唱，这就是“俗讲”。俗讲由两人主持，先由引导者“都讲”高唱一段经文，随后由俗讲法师加以详细解说。这种吸取中国民间说唱的特色增加佛教故事化的成分，采用韵文散文结合、有说有唱的新形式演唱经文，达到了吸引听众，开导人心的作用。这种有唱有说、诗文合体的艺术形式，开我国说唱文学的先河。变文吸取中国传统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记叙曲折，情节生动，故事性强，文字通俗明快，韵散结合，为大从所喜爱，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长期流传的传说故事和流行口语，而且开创了一代较为自由的新文风。
变文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但不能登大雅之堂。北宋真宗赵恒明令禁止变文流行，佛教寺院里讲唱变文之风因此而消亡。然而，继变文之后，由变文演变而成的以唱为主的宝卷，受变文影响而成的弹词、鼓词、诸宫调及以讲为主的讲史、小说的话本相继形成。
宝卷形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赏善罚恶思想。如现存的《香山宝卷》，传为北宋普明禅师的作品。还有《鱼篮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都是宣扬佛教故事的。受到佛教宝卷的影响，明清以来逐渐也流行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宝卷，使宝卷发展成为一种曲艺。弹词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时期。表演者大都一至三人，采取有说有唱的形式。乐器多数以三弦、琵琶等乐器伴奏。鼓词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北方，而弹词则盛行于南方。诸宫调起源于北宋，流行于宋、金、元时代，讲唱结合，以唱为主，唱的音调运用当时流行的曲调改编而成。诸宫调以不同的宫调演唱数以万言的长篇故事，杂以说白，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形成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和戏曲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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