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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秦小说不受士大夫阶层的重视，以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能登大雅之堂。从六朝开始出现志怪小说，唐代有传奇讲史，宋人有话本小说，无明以来有章回小说，小说逐渐才自成一派，登上文学的殿堂，甚至与诗歌分庭搞礼。小说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我国古代一些小说在体裁结构、故事来源、艺术构思和思想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

　　唐代佛教僧侣创造的变文是用俗讲的方式来说唱佛经，俗讲影响了唐人的“说话”。“说话”即运用通俗的语言演讲故事，是一种说唱艺术。宋代又演变为“说话人”在说书场演讲故事。“说话”的故事底本为“话本”，“话本”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前者多用浅近文言初具长篇规模，后者多半为白话短篇。如宋人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七章，缺首章，是叙述唐三藏玄奘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为长篇章回小说的雏型，由话本小说进一步发展为章回小说，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成为明清时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和形式。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如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是专门宣扬佛教善恶报应及轮回思想的作品。

　　佛教经论中的故事情节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思想和内容。如鲁迅先生就认为六朝人志怪思想的发达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输入，他还根据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说法，指出阳羡鹅笼书生的故事实际上是吸取三国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十八条中“壶中人”的故事演化而成的。

　　再如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玄奘大师印度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浪漫主义神魔故事小说。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传记《玄奘法师传》和佛教游记《大唐西域记》，并结合《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求学经历，描写了唐僧西去经历八十一难的传奇故事，表现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义》，是演述商末政治纷乱和周武王伐商的历史故事。书中叙述的三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样受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和《降魔变文》的启示。书中不少佛仙斗法的描写，其中许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太子“那吒”，是一个佛教护法神。

　　佛教哲学也影响到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开卷题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眼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表现出人生如幻的出世思想。《金瓶梅词话》描述了市侩的暴发户西门庆的荒淫无耻形象，并以他的一生起落，现象地说明了欲海无厌的可悲下场。如小说《红楼梦》，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对命运和人生都有深刻的反省。

　　我国元代杂剧表演形式出现后，才有结合乐歌、舞蹈、科白的正式戏剧。元杂剧不仅取材于传奇和小说，有的还直接引入佛教故事。元杂剧分为12科，其中“神头鬼面”就包括佛教的题材。如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等都很著名。明代杂剧《观世音修行香山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也都是戏曲中深受佛教影响的明显例证。

　　(五) 佛教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佛教提倡的思辨方法、直觉方法，与文学创作的理论思维有许多默契之处；佛教重视超脱客观环境的牵累，追求清净的精神境界，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人们的审美认识，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因此，佛教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佛教提倡以神秘的直觉来证悟最高的真理，因为最高的真如是文字语言不足以表达，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是难以把握本体的世界的。那么如何去真切地了知实相的世界呢？佛教提出顿悟说。即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证悟真如之理，与理冥符，没有分别之心，也不用渐次的进程，在生活的当下悟入真如境。直觉的审美观就影响到一些诗人的文学理论思想，如南朝梁代的刘勰，曾依止僧祐大师学习十余年，并帮助僧祐编著《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他所撰著名的文学批评典籍《文心雕龙》十卷，与钟嵘的《诗品》并称中国文学批评典籍的双璧，书中多取佛教条目，以建立文章轨则，又会通梵华音义，以诠释他的文艺思想。《坛经》认为“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众生对本性由迷到悟的转变在一念相应，觉悟到本性就是佛，一刹那之间完成。在佛教言语道断说和顿悟说的影响下，唐代诗僧皎然作《诗式》，专门讨论诗歌的体制和方法。文中极为赞赏他的远祖谢灵运的诗作“发皆造极”，有“空王之助”，达到了诗人的最高境界。唐末司空图(837—908)作《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继承和发展刘勰、皎然的思想，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形象特色，追求以意会而不可又言传的“韵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韵味和含蓄作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后来的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作《沧浪诗话》，运用佛教的顿悟之说，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追求意在言外的深远意境，强调诗要有形象思维，要有审美判断，对文学理论有很大贡献。清代王士禛(1634—1711)作《带经堂诗话》，继承前人的文学批评理论，提出“神韵”说。“神韵的的特征是含蓄深远，意余言外，被认为是诗家三昧的一种重要艺术准则。

　　除顿悟说、妙悟说和神韵说外，诗论界还有以佛教因明学论诗，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子(1619—1692)的“现量”说为代表。现量是对事物形象的直觉体验，指感性认识，因而诗歌也不宜凭空推敲，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倾向。唐宋以来的文学评论著作，十分重视“境界”的理论。境即指客观存在，境界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也就是“意境”。

　　佛教对文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禅宗。宋代以禅喻诗已经成为风气，诗禅之喻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头禅。一些诗僧和文人纷纷以禅家的理论来论述诗词的创作、欣赏和评论。

　　(六)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佛教用语也逐渐变成了汉语系的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如实和实相等，是佛教阐述本体论时的常用语，如相对、万法、现象、事法等是描述佛教现象学的用语，如觉悟、解脱、涅槃、顿悟等，是指佛教通过修行达到的人格自由与解放境界，如众生、六道、有情、无情等，是佛教的生命观，如净土、彼岸等，是佛教描述不再有世间烦恼的理想社会的用语，如知识、唯心、比量等是佛教方法论用语，等等。源于佛教的语言如六根清净、拖泥带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马、本地风光、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冷暧自知、皆大欢喜、菩萨心肠、大千世界、天龙八部、当头棒喝、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呵佛骂祖、痴人说梦、蒸沙成饭、泥牛入海、井中捞月、功德无量、五体投地、丈六金身、僧多粥少、苦中作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上述种种佛教语言现象，随着佛教的通俗化弘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词汇内容非常广泛，几乎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哲学、文学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