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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先秦小說不受士大夫階層的重視，以爲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不能登大雅之堂。從六朝開始出現志怪小說，唐代有傳奇講史，宋人有話本小說，無明以來有章回小說，小說逐漸才自成一派，登上文學的殿堂，甚至與詩歌分庭搞禮。小說敘事性的文學體裁之一，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爲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我國古代一些小說在體裁結構、故事來源、藝術構思和思想傾向等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響。
唐代佛教僧侶創造的變文是用俗講的方式來說唱佛經，俗講影響了唐人的“說話”。“說話”即運用通俗的語言演講故事，是一種說唱藝術。宋代又演變爲“說話人”在說書場演講故事。“說話”的故事底本爲“話本”，“話本”分爲“講史”和“小說”兩類。前者多用淺近文言初具長篇規模，後者多半爲白話短篇。如宋人說經話本《大唐叁藏取經詩話》，全書分上中下叁卷，共十七章，缺首章，是敘述唐叁藏玄奘和猴行者西天取經的故事。其爲長篇章回小說的雛型，由話本小說進一步發展爲章回小說，分回標目，故事連接，段落整齊，成爲明清時代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直接影響了小說的發展和形式。
佛教對我國古代志怪小說和神魔小說提供故事來源，啓發藝術構思。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于小說的創傷和發展。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裏，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于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爲小說創作打開文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産生了許多志怪小說。如幹寶的《搜神記》、顔之推的《冤魂志》、吳均的《續齊諧記》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有如王琰的《冥祥記》、劉義慶的《幽明錄》等，是專門宣揚佛教善惡報應及輪回思想的作品。
佛教經論中的故事情節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思想和內容。如魯迅先生就認爲六朝人志怪思想的發達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輸入，他還根據段成式《酉陽雜俎》的說法，指出陽羨鵝籠書生的故事實際上是吸取叁國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十八條中“壺中人”的故事演化而成的。
再如明吳承恩的《西遊記》，是在民間流傳的唐僧玄奘大師印度取經的故事和有關話本、雜劇的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浪漫主義神魔故事小說。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傳記《玄奘法師傳》和佛教遊記《大唐西域記》，並結合《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叁參的求學經曆，描寫了唐僧西去經曆八十一難的傳奇故事，表現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義》，是演述商末政治紛亂和周武王伐商的曆史故事。書中敘述的叁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樣受到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和《降魔變文》的啓示。書中不少佛仙鬥法的描寫，其中許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門天王的叁太子“那吒”，是一個佛教護法神。
佛教哲學也影響到古典小說的創作。如著名曆史小說《叁國演義》，描述東漢末年和叁國時代封建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其開卷題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眼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表現出人生如幻的出世思想。《金瓶梅詞話》描述了市儈的暴發戶西門慶的荒淫無恥形象，並以他的一生起落，現象地說明了欲海無厭的可悲下場。如小說《紅樓夢》，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很大，對命運和人生都有深刻的反省。
我國元代雜劇表演形式出現後，才有結合樂歌、舞蹈、科白的正式戲劇。元雜劇不僅取材于傳奇和小說，有的還直接引入佛教故事。元雜劇分爲12科，其中“神頭鬼面”就包括佛教的題材。如鄭廷玉的《布袋和尚》、吳昌齡的《唐叁藏西天取經》等都很著名。明代雜劇《觀世音修行香山記》、《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等，也都是戲曲中深受佛教影響的明顯例證。
(五) 佛教對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
佛教不僅對我國古代文學創作産生過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形成和發展也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佛教提倡的思辨方法、直覺方法，與文學創作的理論思維有許多默契之處；佛教重視超脫客觀環境的牽累，追求清淨的精神境界，與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人們的審美認識，也有某種相通之處。因此，佛教學說深刻地影響了古代文學理論批評。
佛教提倡以神秘的直覺來證悟最高的真理，因爲最高的真如是文字語言不足以表達，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都是難以把握本體的世界的。那麼如何去真切地了知實相的世界呢？佛教提出頓悟說。即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割，證悟真如之理，與理冥符，沒有分別之心，也不用漸次的進程，在生活的當下悟入真如境。直覺的審美觀就影響到一些詩人的文學理論思想，如南朝梁代的劉勰，曾依止僧祐大師學習十余年，並幫助僧祐編著《出叁藏記集》十五卷。他所撰著名的文學批評典籍《文心雕龍》十卷，與鍾嵘的《詩品》並稱中國文學批評典籍的雙璧，書中多取佛教條目，以建立文章軌則，又會通梵華音義，以诠釋他的文藝思想。《壇經》認爲“迷來經累劫，悟則刹那間”，衆生對本性由迷到悟的轉變在一念相應，覺悟到本性就是佛，一刹那之間完成。在佛教言語道斷說和頓悟說的影響下，唐代詩僧皎然作《詩式》，專門討論詩歌的體製和方法。文中極爲贊賞他的遠祖謝靈運的詩作“發皆造極”，有“空王之助”，達到了詩人的最高境界。唐末司空圖(837—908)作《二十四詩品》(簡稱《詩品》)，繼承和發展劉勰、皎然的思想，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形象特色，追求以意會而不可又言傳的“韻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韻味和含蓄作爲詩歌的首要藝術特征。後來的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作《滄浪詩話》，運用佛教的頓悟之說，認爲“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追求意在言外的深遠意境，強調詩要有形象思維，要有審美判斷，對文學理論有很大貢獻。清代王士禛(1634—1711)作《帶經堂詩話》，繼承前人的文學批評理論，提出“神韻”說。“神韻的的特征是含蓄深遠，意余言外，被認爲是詩家叁昧的一種重要藝術准則。
除頓悟說、妙悟說和神韻說外，詩論界還有以佛教因明學論詩，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子(1619—1692)的“現量”說爲代表。現量是對事物形象的直覺體驗，指感性認識，因而詩歌也不宜憑空推敲，不能脫離現實的人生傾向。唐宋以來的文學評論著作，十分重視“境界”的理論。境即指客觀存在，境界是指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和表現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種藝術境界，也就是“意境”。
佛教對文學批評理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禅宗。宋代以禅喻詩已經成爲風氣，詩禅之喻幾乎成爲流行的口頭禅。一些詩僧和文人紛紛以禅家的理論來論述詩詞的創作、欣賞和評論。
(六)佛教爲中國文學語言寶庫增添新的詞彙
隨著佛教典籍的翻譯和流傳，佛教典籍中不少優美的典故和具有藝術美的新詞語，被引進了我國六朝尤其是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語，幾乎占了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國佛教的新詞彙豐富了我國文學語言的寶庫，使漢語言的表現力更爲靈活，爲中國文化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流傳，佛教用語也逐漸變成了漢語系的日常用語，如世界、實際、如實和實相等，是佛教闡述本體論時的常用語，如相對、萬法、現象、事法等是描述佛教現象學的用語，如覺悟、解脫、涅槃、頓悟等，是指佛教通過修行達到的人格自由與解放境界，如衆生、六道、有情、無情等，是佛教的生命觀，如淨土、彼岸等，是佛教描述不再有世間煩惱的理想社會的用語，如知識、唯心、比量等是佛教方法論用語，等等。源于佛教的語言如六根清淨、拖泥帶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馬、本地風光、唯我獨尊、不可思議、冷暧自知、皆大歡喜、菩薩心腸、大千世界、天龍八部、當頭棒喝、現身說法、借花獻佛、呵佛罵祖、癡人說夢、蒸沙成飯、泥牛入海、井中撈月、功德無量、五體投地、丈六金身、僧多粥少、苦中作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上述種種佛教語言現象，隨著佛教的通俗化弘揚，已經成爲我們日常生活用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詞彙內容非常廣泛，幾乎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我們的政治、文化、經濟、哲學、文學等內容，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方便了人們的思想交流，在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佛教對中國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貢獻》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