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有關之早期高僧
佛教傳入中國，學界認爲始于西漢，曆叁國、兩晉、南北朝，五百年間，本土高僧競起，至于南朝梁代，有慧皎大師綜達衆家僧錄，撰《高僧傳》傳世，方知諸家撰述，流行于世。如梁慧皎《高僧傳序錄》所雲：
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疊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齊，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延通撰傳論，而辭事阙略，庰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歸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昙宗《京師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臺《徴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阙。齊竟陵王《叁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叁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味。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示足。沙門僧祐撰《叁藏記》，止有叁十余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古今；務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大師所錄僧傳，彭城劉俊所撰《益部寺記》，爲巴蜀最早記載佛教僧寺的文獻，可惜已湮滅無聞。自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巴蜀之有志書二十余種，傳之清代，巴渝撰述《府志》、《廳志》、《縣志》甚多，其中多有高僧之記載。然佛教早期之巴渝高僧，非常稀缺，論其原因種種，不外戰亂及多民族聚居，或受傳統巫術抵捂等有關。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叁年(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通過蜀地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豐都出土陶佛像，屬于東漢時期。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始于漢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此爲文獻所傳最早之中國佛教組織。當時人以爲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雖巴渝有東漢佛像出土，只能證明佛教在巴渝已有活動。
叁國時期，巴蜀爲劉備所據，而佛教偏興于魏土吳地，如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爲博士；並爲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于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製，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巴蜀在叁國時期曾爲張氏根據地，盛行五鬥米教，諸葛氏持朝綱，傾心方術，喜天文地理術數等，重用術士，于重視理性思惟的佛教傳播，有一定負面作用。這是巴蜀在叁國時期無佛教記載的根本原因。
一、晉代高僧在巴渝
魏統叁國，兩晉繼之，佛教在巴蜀地區進入活躍時期。此時多有高僧行化于巴蜀。巴渝地區非蜀地重鎮，但長江通道卻是大德高僧出入巴蜀的重要旅途。
道安大師遣弟子法和入蜀。《高僧傳》卷五《義解·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載，道安大師因冉闵之亂，告誡徒衆雲：“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女休山等地。後慕容俊進犯，避走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現在提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實則是徒衆太多，要求大家各安其份，弘法四方的教言。道安派法汰到楊州，法和順流入蜀，謂蜀“山水可以修閑”。《高僧傳·義解二》有《晉蒲坂釋法和》，謂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是一位知名的論師。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說明法和曾在巴渝之地弘法，並受到群衆的歡迎。後法和曾參與道安“詳定新經，參正文義”，成爲生死自在的大德。
昙翼大師兩過巴渝。《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荊州長沙寺釋昙翼》載，造長沙寺供奉阿育王造佛像的昙翼大師，“姓姚，羌人也。或雲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叁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于飯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饷米千斛，翼受而分施。”刺史毛璩深信佛法，在巴蜀延請高僧，大力推行佛教。昙翼後隨長江出峽，住長沙寺。不知師曾于巴渝弘法否，然兩過長江叁峽，一上一下，必有因緣哉。
慧遠大師弟慧持經巴渝入蜀弘法。《高僧傳》卷六《義解叁·晉蜀龍淵寺釋慧持》載，慧遠大師之弟慧持法師，其住江夏，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珉岫，乃以晉隆安叁年(399)辭遠入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挹”。蜀地沙門慧岩，僧正僧恭，都是一方大德，也遠來歸服。慧持大師經巴渝入蜀，影響所及，遍及四方，巴地多有僧侶，前往參學。
由佛轉道的範材出峽弘道。《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晉襄陽竺法慧》載：“時有範材者，巴西阆中人，初爲沙門，賣蔔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俗，習張陵之教雲。”範材由佛轉道，傳習五鬥米道，多有神異，經巴渝東下，在襄陽一帶以賣蔔爲生。
晉代巴蜀已流行火葬之法。《高僧傳》卷十一《晉廣漢閻興寺釋賢護》，載賢護參禅習律，于晉隆安五年(401)卒，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說明蜀中已流行火葬之法，當影響巴渝地區。
佛教重視生死之事，高僧圓寂，多建塔以奉舍利靈骨等。巴蜀地區爲高僧造塔之史實，如《高僧傳》卷十一《習禅·晉蜀石室山釋法緒》載，法緒爲高昌人，常在塚間行頭陀行，虎狼不傷，盛夏于石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裏。村人即于屍上爲起塚塔焉”，此巴蜀爲高僧起塔之重要文獻也。
《高僧傳》卷十二《誦經·晉蜀叁賢寺釋僧生》，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住叁賢寺，誦法華，習禅定。
二、南朝宋齊高僧在巴渝
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南朝宋、齊、梁、陳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四次舍身入寺，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北朝曆代帝王總體上扶植佛教，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爲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巴渝地區屬南朝地域，佛教此時進入活躍期，大量高僧莅臨弘法。
(一)南朝宋代高僧在巴渝
畺良耶舍叁藏來巴渝傳禅道。梁《高僧傳》卷叁載宋京師道林寺畺良耶舍，譯名時稱，是一位叁藏兼通的大禅師，元嘉之初到京師(今南京)，住持鍾山道林寺，深受神僧寶志的崇敬。于元嘉十九年(442)，經叁峽“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禅學成群”。既然大師處處弘道，經忠州萬州，過渝州，弘法利生之事，雖未見典籍，然亦可知有其事實。
慧叡大師經巴渝西天取經。《高僧傳》卷七《義解四·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雲，慧叡爲冀州人，少年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學”，經長江西遊，“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經商人救濟得還，至南天竺取經，後還京師，止烏衣寺。
行化巴蜀的道汪大師。《高僧傳》卷七《義解四·宋蜀武擔山釋道汪》載，道汪爲慧遠大師弟子，善涅槃學。曾在梁州被羌族所迫，念觀音得救。後來到成都弘法，“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准備迎請道汪，道汪的弟子費文淵上書蜀刺史張悅雲：“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佥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禅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後宋孝武帝請爲中興寺住持，固辭不就。
遊曆巴蜀弘法的神僧邵碩大師。《高僧傳》卷十《神異下·宋岷山通雲寺邵碩》雲：“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遊曆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谑，協以勸善。”于宋元徽元年(473)卒于岷山通雲寺。以神通見示，與當時巴渝地區流行五鬥米教及方術有關。
示幻滅神異于江岸的慧安大師。《高僧傳》卷十《神異下·宋江陵瑟瑟寺釋慧安》載，慧安多有神迹，得火光叁昧。曾隨商人經長江入湘川，患疾極笃，下船即亡于岸邊，有火光從身而出。“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梁京師釋保誌》載：“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雲。”此蜀人者，亦有巴渝人之可能也。
遷流岷蜀的昙弘禅師。《高僧傳》卷十一《習禅·宋僞魏平城釋玄高》載：“昔長安昙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此昙弘經長安來巴蜀弘法之史實。
不食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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