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有关之早期高僧
佛教传入中国，学界认为始于西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五百年间，本土高僧竞起，至于南朝梁代，有慧皎大师综达众家僧录，撰《高僧传》传世，方知诸家撰述，流行于世。如梁慧皎《高僧传序录》所云：
汉之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沙门法齐，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延通撰传论，而辞事阙略，庰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宋归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徴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疎阙。齐竟陵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味。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示足。沙门僧祐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郎郄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競举一方，不通古今；务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大师所录僧传，彭城刘俊所撰《益部寺记》，为巴蜀最早记载佛教僧寺的文献，可惜已湮灭无闻。自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蜀之有志书二十余种，传之清代，巴渝撰述《府志》、《厅志》、《县志》甚多，其中多有高僧之记载。然佛教早期之巴渝高僧，非常稀缺，论其原因种种，不外战乱及多民族聚居，或受传统巫术抵捂等有关。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通过蜀地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丰都出土陶佛像，属于东汉时期。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始于汉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此为文献所传最早之中国佛教组织。当时人以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虽巴渝有东汉佛像出土，只能证明佛教在巴渝已有活动。
三国时期，巴蜀为刘备所据，而佛教偏兴于魏土吴地，如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巴蜀在三国时期曾为张氏根据地，盛行五斗米教，诸葛氏持朝纲，倾心方术，喜天文地理术数等，重用术士，于重视理性思惟的佛教传播，有一定负面作用。这是巴蜀在三国时期无佛教记载的根本原因。
一、晋代高僧在巴渝
魏统三国，两晋继之，佛教在巴蜀地区进入活跃时期。此时多有高僧行化于巴蜀。巴渝地区非蜀地重镇，但长江通道却是大德高僧出入巴蜀的重要旅途。
道安大师遣弟子法和入蜀。《高僧传》卷五《义解·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载，道安大师因冉闵之乱，告诫徒众云：“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率众入王屋、女休山等地。后慕容俊进犯，避走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现在提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实则是徒众太多，要求大家各安其份，弘法四方的教言。道安派法汰到杨州，法和顺流入蜀，谓蜀“山水可以修闲”。《高僧传·义解二》有《晋蒲坂释法和》，谓法和“荣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是一位知名的论师。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说明法和曾在巴渝之地弘法，并受到群众的欢迎。后法和曾参与道安“详定新经，参正文义”，成为生死自在的大德。
昙翼大师两过巴渝。《高僧传》卷五《义解二·晋荆州长沙寺释昙翼》载，造长沙寺供奉阿育王造佛像的昙翼大师，“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为师。少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为门人所推。经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为设中食，躬自瞻奉。见翼于饭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异，知必不孤信施。得后饷米千斛，翼受而分施。”刺史毛璩深信佛法，在巴蜀延请高僧，大力推行佛教。昙翼后随长江出峡，住长沙寺。不知师曾于巴渝弘法否，然两过长江三峡，一上一下，必有因缘哉。
慧远大师弟慧持经巴渝入蜀弘法。《高僧传》卷六《义解三·晋蜀龙渊寺释慧持》载，慧远大师之弟慧持法师，其住江夏，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珉岫，乃以晋隆安三年(399)辞远入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崇挹”。蜀地沙门慧岩，僧正僧恭，都是一方大德，也远来归服。慧持大师经巴渝入蜀，影响所及，遍及四方，巴地多有僧侣，前往参学。
由佛转道的范材出峡弘道。《高僧传》卷十《神异下·晋襄阳竺法慧》载：“时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人，初为沙门，卖卜于河东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颇时有验。后遂退道染俗，习张陵之教云。”范材由佛转道，传习五斗米道，多有神异，经巴渝东下，在襄阳一带以卖卜为生。
晋代巴蜀已流行火葬之法。《高僧传》卷十一《晋广汉阎兴寺释贤护》，载贤护参禅习律，于晋隆安五年(401)卒，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遗言使烧身，弟子行之。既而支节都尽，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说明蜀中已流行火葬之法，当影响巴渝地区。
佛教重视生死之事，高僧圆寂，多建塔以奉舍利灵骨等。巴蜀地区为高僧造塔之史实，如《高僧传》卷十一《习禅·晋蜀石室山释法绪》载，法绪为高昌人，常在塚间行头陀行，虎狼不伤，盛夏于石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彻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塚塔焉”，此巴蜀为高僧起塔之重要文献也。
《高僧传》卷十二《诵经·晋蜀三贤寺释僧生》，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住三贤寺，诵法华，习禅定。
二、南朝宋齐高僧在巴渝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宋、齐、梁、陈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四次舍身入寺，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历代帝王总体上扶植佛教，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巴渝地区属南朝地域，佛教此时进入活跃期，大量高僧莅临弘法。
(一)南朝宋代高僧在巴渝
畺良耶舍三藏来巴渝传禅道。梁《高僧传》卷三载宋京师道林寺畺良耶舍，译名时称，是一位三藏兼通的大禅师，元嘉之初到京师(今南京)，住持钟山道林寺，深受神僧宝志的崇敬。于元嘉十九年(442)，经三峡“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既然大师处处弘道，经忠州万州，过渝州，弘法利生之事，虽未见典籍，然亦可知有其事实。
慧叡大师经巴渝西天取经。《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乌衣寺释慧叡》云，慧叡为冀州人，少年出家，“执节精峻，常游方学”，经长江西游，“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经商人救济得还，至南天竺取经，后还京师，止乌衣寺。
行化巴蜀的道汪大师。《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蜀武担山释道汪》载，道汪为慧远大师弟子，善涅槃学。曾在梁州被羌族所迫，念观音得救。后来到成都弘法，“化行巴蜀，誉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准备迎请道汪，道汪的弟子费文渊上书蜀刺史张悦云：“道汪法师，识行清白，风霜弥峻，卓尔不群，确焉难拔。近闻梁州遣迎，承教旨许去，闔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愿鉴九俗之诚，令四辈有凭也。”后宋孝武帝请为中兴寺住持，固辞不就。
游历巴蜀弘法的神僧邵硕大师。《高僧传》卷十《神异下·宋岷山通云寺邵硕》云：“邵硕者，本姓邵名硕，始康人。……游历益部诸县，及往蛮中，皆因事言谑，协以劝善。”于宋元徽元年(473)卒于岷山通云寺。以神通见示，与当时巴渝地区流行五斗米教及方术有关。
示幻灭神异于江岸的慧安大师。《高僧传》卷十《神异下·宋江陵瑟瑟寺释慧安》载，慧安多有神迹，得火光三昧。曾随商人经长江入湘川，患疾极笃，下船即亡于岸边，有火光从身而出。“时蜀中又有僧览、法卫，并有异迹，时人亦疑得圣果也”。《高僧传》卷十《神异下·梁京师释保誌》载：“时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并有神力云。”此蜀人者，亦有巴渝人之可能也。
迁流岷蜀的昙弘禅师。《高僧传》卷十一《习禅·宋伪魏平城释玄高》载：“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此昙弘经长安来巴蜀弘法之史实。
不食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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