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酷虐 罪業無邊

　　 請看文句：“未嘗虐民酷吏”，看這句，這是第二句了，緊接著“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這個文句下來。這裏涉及到我們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了。文昌帝君十七世都是做官的，他是怎麼做官？有什麼樣的行爲准則？那麼這十七世的時代背景、政治權力結構，我們常常講是封建製度，對這個概念我們要探討一下。我們可能一提到封建，好像就是不好的東西，實際上放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來看，封建製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什麼叫封建？“封”是封地的意思；“建”是建立藩屏來保護中央的天子。一般這個夏、商、周——周代以來，比如周武王，他一定會分封他的兒子，還有建立大功的這個大臣、功臣，就分封到地方讓他做王，這就是諸侯，建立一個一個諸侯國。各個諸侯國都是奉天子爲它的權力精神核心的，所以每叁年都要來述職的——述職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權威是在天子，然而它的政權形式是高度分權的：每個諸侯國是權力很大的，就是基本上屬于自治的狀態。那麼這些封下去的這些諸侯國君，他是高度負責任的，然後諸侯國君他也有他的一個權力的這種形式。所以這種權力結構你不能孤立說它不好，你看周朝卻以這種權力結構建立了800年的這樣的穩定的社會，而且真是國泰民安。

　　 所以這樣的一個封建的製度，它是集權的，但它就更需要這個官員——上至天子下至這個諸侯國君，還有大夫這些官員，都要有高度的道德感的。而且它爲了防止一種權力的腐敗，這天子旁邊也有谏官的。從小他就培養在一種非常良好的教育——聖賢的教育中，他真的有個仁愛之心的。他有從小具備的仁愛之心，道德感非常強，又有一套製度上的一些約束，所以這些權力的使用，大概不會出大問題。所以一個比較集權的社會是需要官員高道德素質。

　　 那隨著以後時代越來越變遷，個人——官員個人道德素質上不了那個層次的話，他的道德不行，自我約束機製不行，只能靠外在的約束。外在約束就要講分權了，或者叁權分立呀，或者製衡的力量啊，這就是轉化爲民主的製度了。所以這個集權的製度還是民主的製度，抽象地說它哪一種好和壞，都很難判斷。但是對于個人的——官員個人的這種道德素質上不去、建立不起來的情況，民主製度是非常有必要。

　　 那麼文昌帝君在這樣的一個政權結構當中，他一直“未嘗”，就是沒有過這樣的對民衆的虐待、對他下屬的苛暴。所以從這句到“上格蒼穹”，這都是文昌帝君自己闡釋在十七世以來他積功累德的道德行爲，以這個自己所做到的這種行爲，作爲下面來垂訓後人的一個伏筆。爲什麼？這個古代的古聖先賢教化人，他首先要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自行”，你“有諸己”才能“而後求諸人”。儒家講“有諸己”，就是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你就不能去要求別人。這是下面六句，就是“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骘，上格蒼穹”這六句，就是自己做到了，希望大家做到。那麼這句“未嘗虐民酷吏”，這是從止惡的層面來說；下面六句是從修善的這個層次說。止惡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自己沒有做這個惡，你才有資格去指責別人這樣的惡。

　　 那麼安士居士這樣的一段，闡釋這句話的微言大意，他有一個發揮：一個官員跟民衆的關系、官員上級跟下級的關系怎麼處理。民衆就是老百姓，常常稱官員稱爲父母——父母官。這個“父母官”是要提醒這個官員：你對待子女是什麼態度，你就應該對待老百姓是什麼態度。父母對子女都是仁愛之心的，子女的疾苦就是父母的疾苦，子女沒有說出來的要求，但父母都能體會到，趕緊跟他去做，全身心在子女身上，這就是父母的愛心。所以要求官員要像對待子女一樣對待老百姓。如果你對老百姓沒有這樣的——像對待子女一樣的——一種仁愛心，你去虐待他，去驅使他，這就叫不仁——不仁愛。這個“仁之心”就是中國的政治權力官員的最根本的要求：仁愛之心。儒家的學說講得很多，無非是圍繞著“仁”這個中心點來展開的。實際上佛教它也是講一個核心點——是慈悲，它換了一個概念。慈悲就是成佛的種子，如果沒有慈悲心，你修一切行都會成爲魔業——魔的事業。所以官員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如果虐待老百姓就是不仁。吏——官、吏常常放在一起：官，就是主要的責任人；吏，是幫助他的佐僚，就是他的部下。那麼一般的部下對這個官就稱爲君長，君就是頭、首長的意思。這個首長，對下面的部屬——下面部屬就好像你的四肢——你如果很苛刻地對待，這就叫不義。那麼義呀——這個“仁義”兩個字，孟子講這個“仁”是人之心也，仁義道德的仁是作爲人的心，這個“義”就是人之路——人應該走的路。“義”也有正義的意思，有公平的意思，有合宜的意思、合適的意思。如果作爲一個人，你舍其路而不由——舍去這個“義”的路你不去走，“放其心而不知求”，把這個仁愛心，把它放到外面去了，自己不存這個仁心了，而且丟失了仁心你不去把它找回來，這就叫“哀哉”，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那麼再進一步討論這個“虐”——“虐民”。虐民呢，它的含義就更深了，不僅僅說是用嚴刑峻法來威懾老百姓。嚴刑峻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最主要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的感化。那麼不僅指嚴刑峻法，其中還體現在很具體的幾個方面，這裏就提出了八點。你看這就是作爲官員處理老百姓關系，很容易在失去仁義的情況下所導致的弊政——或者叫暴政。

　　 第一是：或者征取錢糧。因爲老百姓種田自古以來都要納稅，古代納稅它是比較輕一點的，叫“什一”，十分裏面取一分。有時叫“井田製”，“井”就是周邊九塊地都是私人的，中間這塊是公田。當然以後隨著戰國時期各個國家要打仗，一打仗就開銷很大，這時候苛捐——這個稅就越來越重，搞得“苛政猛如虎”哇！“苛政猛如虎”就是征稅太重，民不聊生。那官員肯定要征取這樣的錢糧之稅——錢糧之稅呢，如果你催這個征稅，你用不正當的手段、非常暴的手段來對付老百姓，人家老百姓實在交不了，你還把人家房子拆了，等等這些，這也叫虐——虐民。

　　 第二個是你私加科目，就是你建立一些名目，抽這個稅，抽那個稅，抽稅的名目繁多。而你收上的稅無非是滿足公務的需要、國防的需要，那這些需要的錢——你征的東西超過了這樣的國家機器的需要，這也是虐民。自古以來一個仁政有個基本的說法，就是藏富于民。如果國庫非常豐富，而民衆很貧窮，這就是虐民。但往往沒有一種權力製衡的，它容易用巧立名目征這個稅，征那個稅，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來越沒有錢，財富越來越少；而這個官員給皇帝進貢就越來越多，而且有盈余。有盈余，除了公費開銷之外，自己還得了很多好處，中飽私囊，從中就有很多弊政，就有很多腐化的現象。這就是第二個“虐民”。

　　 第叁個“虐民”，就是凶荒之歲不能速報。有豐收之年，也有欠收之年，有天災人禍，這些也在所難免。一個有仁愛心的人，遇這些凶荒之歲趕緊要把災情上報，希望上面和周圍的人都共同來幫助遭災的地方共度難關。應該是這樣，但是自古以來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就是地方官員他不報，或者說不能快速地去報，贻誤救災的大好時機。這個在我們古代權且不說，現代也常常有哇。可能大家記憶猶新的叁年自然災害，我們是餓死的人不少啊！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報啊，瞞哪——隱瞞。這也跟當時的這個“大躍進”有關：這個稻谷高産多少多少，報得很高，然後上面又把很多糧食都征收上去了，結果它一旦災難來了以後，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烏紗帽嘛，他又不能把真實的災情向上報，所以就餓死了很多人啦。那這個官員情況不一樣：有的比較誠實的官員，他就不謊報——不謊報産量，所以上面征得也比較少，不會那麼多，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倉庫糧食還比較多，這樣死的人就比較少——餓死的人比較少；如果謊報得太多，糧倉空了，老百姓又很窮，又不能對付這樣的事——自己力量對付不了，那就餓死很多人。那餓死很多，有時候已經到了一種非常讓人不能容忍地步：他爲了這個所謂的安全，都不讓災民去逃荒，不讓人家去討飯——到外地討飯，都用民兵把住村口，那整個地就餓死在自己的村莊裏面。這是中國災難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頁，這跟官員的這種情況有關系啊。

　　 但是這裏面，我們看我們很多官員，處在地方官位置，餓死這多人，他有不有良心上的這種譴責，有不有感覺到自己有責任，我看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有很多官會認爲：“哦，這沒有辦法啊，我是受上面的指令。”孟子曾經討論過一個事情。當時他在齊國做上卿的時候，他就到一個地方——當時齊國也有凶荒之年，他到地方去調查的時候，說有五個地方行政官員，孟子就問他們一個問題：“你饑荒年代老百姓餓死在溝壑之間，這個情況怎麼解釋？”那這個地方官員都說：“這沒有辦法，這是上面要我怎麼做怎麼做……”好，其中孟子就說，“好，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員的，也就是父母官了。你說你沒有責任，那假若人委托了你一群牛羊，你放牧這個牛羊一定要給草吃啊，這個牛羊生病了你得給它治啊，這是應該的。如果說這群牛羊沒得吃，病也沒得治，這時候你該怎麼辦？你是繼續放牧這群牛羊呢？還是把這批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呢？”他說：“是啊，如果我放不下去，解決不了問題，那我只能把這個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了。”“好，那你作爲地方官員，你對待老百姓就像牛羊一樣，當你保護不了老百姓的時候，上面也讓你做你又沒有能力的時候，這時候你可以辭職嘛，你可以把老百姓交還給他嘛。但是你又沒有交還，又讓這些牛羊死了，你能說你沒有責任嗎？”噢，這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官員聽了之後，他承認自己是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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