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新時代的社會化和組織化
——在複旦大學禅學會第叁屆年會上的會長致辭
(2009年9月6日)
王雷泉
[8月15日，剛從黃梅四祖寺參加夏令營回上海。爲《佛教觀察》鳳凰博客上傳一組“企業家與社會責任”的文章、專訪與討論：《人成則企業成助人者必自助——李國清談企業社會責任采訪》《社會責任，從“心”開始——記第五次禅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談企業的社會責任》《菩薩商主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稻盛哲學的特質與佛教淵源》《淺析佛教思想與企業社會責任》]
禅學會于今邁向第叁個年頭，我們的事業引起佛教界內外有識之士的關注。今年叁月揚州的“人間佛教的當今態勢與未來走向——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我提交《人間佛教的社會化和社團組織》，即以複旦禅學會的理念和實踐作爲論述對象。在今年五月臺灣“人間佛教與專業倫理學術會議”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海峽兩岸“人間佛教”之現況、前景與瓶頸》，根據二年前《禅學會發起倡議書》的基本精神，明確提出禅學會的立會宗旨：“人間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標，就是面對廣大平信徒、佛學愛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爲配合禅學會第叁屆會員大會，《佛教觀察》第六期即以“佛教在新時代的社會化和組織化”爲視點，這一期內容相當可觀。結合上述幾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向各位新老會員闡述我們組建禅學會的宗旨、願景和行事風格。
一、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教訓
當今世界65億人口中，有80%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僅占6%，遠遠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蘭教(22%)。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當今中國發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增長了差不多100倍。而佛教大量呈現爲燒香拜佛現象，被宗教學界視爲只是屬于民俗信仰層次而已。在叁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創立的佛教，爲何在當今宗教版圖中處于弱勢地位？佛教爲何會在它的發源地印度衰落？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遠遠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質上尚有待提高，在組織規模上則遠不如其他宗教。這叁個指標中，佛教的信仰素質和組織規模都不如其他宗教。尤其在中國，由于曆史上形成的“叁教合流”格局，民衆的信仰素質不高。手戴念珠，脖挂十字架，是普遍存在的衆生相。至于組織規模和製度建設，那更是佛教的軟肋。
我們試對比一下佛教與基督教。十九世紀末，借助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第四次入華傳教。早期利用面粉加棉被，在社會底層傳教。二十世紀初，基督教改變在華傳教策略，把重心從原來“向河裏撒種”，轉入文化教育界，重視對社會高端人士的傳教，占據人才高地。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號，認爲只有向中國知識分子傳教，才能真正贏得中國的心。上世紀初基督教會召開的全國性會議，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後來演化爲“中國基督教教育協進會”，其意義絕不限于培養神職人員的神學院，而是大力舉辦面向社會的教會學校及醫院。我們複旦大學的前身震旦大學，也是天主教的教會大學。這樣基督宗教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經營，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基督教更有文化的觀感。
基督教把教會建立在社會中，與社區民衆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佛教的寺院與社區基本上沒有關聯，大多數還是停留在旅遊朝拜式的民俗信仰層次，在家佛教徒中只有少量的居士學習組織，並沒有形成有序的居士組織。佛教一盤散沙的狀態，使局限于寺院圍牆中的出家衆缺少社會基礎。從佛學院畢業的學僧，也缺少對自己人天師表地位的榮譽感，卻熱中于政治光環乃至世俗大學的學位。正是因爲佛教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也導致世俗大學的宗教教育相當薄弱。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基督教在宗教傳播上占盡先機，向廣大農村和高等學府兩翼展開。
臺灣學者鄭振煌在《從印度佛教的滅亡看臺灣佛教的興盛》，詳細探討了導致印度佛教滅亡的各家說法：1.佛教吠陀化；2.印度教的仇視；3.密教傾向頹廢；4.回教的迫害；5.佛陀本人的兩項錯誤；6.佛教的故步自封與異質化。[1]在這六家說法中，第3條說法在佛教內部有爭議性，密教信徒不會同意。第2和第4這兩條屬于宗教間的鬥爭，這是在任何宗教中都存在過的現象。伊斯蘭教對古代印度的入侵，對佛教和印度教都有迫害，但印度教並沒有衰亡，而佛教卻滅亡了，所以這不是根本原因。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佛教作爲婆羅門教的異端，誕生在主流文化婆羅門教的氛圍中。在後來的發展中日益適應婆羅門教，特別是在往南印度的發展中，大量摻雜進婆羅門教的因素。這兩教間存在的“瑜亮之爭”，使佛教日益失去教義上的主體性。既生瑜，何生亮！佛教既然日益婆羅門教化，也就沒有在印度存在的意義了。正如中國宋以後佛教與儒教合流一樣，佛教的大量哲學精華如本體論、心性論，被儒家吸受形成爲理學，而宋明理學的興盛就意味佛學的衰落。另外，佛教的社會化程度和在家人的組織製度，在佛陀時代就非常薄弱。佛教的社會化程度和組織製度遠不如印度教，跟民衆的日常生活結合不緊密，從而被其他宗教所取代。這是導致佛教在印度衰亡最重要的內部原因。
印順導師評論印度佛教的發展演變，就像人的一生，曆經誕生、童年、少壯、漸衰而老死。佛陀在臨終時也對阿難講過諸行無常是世間的規律，連佛陀自已也難逃色身無常的規律。佛教，作爲人間的團體，其發展演變也是無常的。佛教提出“正法、像法、末法”的叁時史觀，說明佛教也無法擺脫“生、住、異、滅”的規律。這就是無常世界的實相。
但是，佛陀發現的緣起性空的真理則是永恒的。我們看第6期《佛教觀察》的封面，是一棵參天大樹的橫截面。它既是曆經滄桑的年輪，也象征著海潮的波湧。有生就有滅，而衰亡的教訓，恰成爲新生的資糧。事物的發展和演變，一切以時節因緣爲轉移。佛教在印度由“生”而“住”而“異”而“滅”，當然令人感慨系之。但曆經滄桑的年輪與波紋，亦象征著佛法從信仰層圈向社會、文化層圈的擴展，也象征著佛法從印度一波一波地發展到中國、日本、歐美，從而遍及全世界。
佛光山有個宏偉的目標：“佛光普照叁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我在佛光山叢林學院演講時，提出對這個口號需要有一個量化的指標，才能使我們認清現實的嚴峻形勢，提出長遠奮鬥的願景。如果全世界佛教徒的百分比提高到15%，乃至于20%，那世界的和平就有指望了。現在世界上百分之十幾的不信教人口，大多數都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是世界各大宗教希望開發的最後一塊荒野，都野心勃勃地要占領這塊宗教市場。
鑒于佛教在當今中國處在守勢地位，我在十幾年前提出：“塑造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的建言，使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叁層圈中處于有序運轉；使佛教的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味叁大指標得到均衡發展。
二、哪裏有佛法，哪裏就是“中國”
天涯何處無芳草，滿目青山皆道場。佛教雖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卻在中國發展起來了。玄奘法師當年從印度那爛陀寺留學歸來，在長安主持譯場。從那一刻起，中國佛教徒擺脫了原來的“邊地”意識，中國成爲世界佛教的中心。2006年5月，我在玄奘大學參加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代表大陸學者致詞，曾高度評價玄奘法師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依佛法以觀，哪裏有佛法，哪裏就是“中國”。“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明師難遇，佛法難聞。”所以，哪裏有佛法，哪裏就是中國。今天我們緬懷印順導師把佛法引向新時代，讓佛法廣爲大衆所接受，期盼我們一起來共建一個和諧、興盛的中國。”[2]
“中國”，指的是佛陀出生、成道、創教和最後涅槃的地區。在佛陀弘化區域之外的地方，都被稱爲“邊地”，是人生八難[3]之一。曆代有很多中國人去印度求法，就是爲了改變“邊地”處境而去佛教的祖國朝聖。只有在玄奘法師從印度留學回來之後，才使中國名副其實地成爲佛法的“中國”。臺灣現在共有六所佛教大學，其中玄奘大學由臺灣“中國佛教會”創立。董事長是了中長老，他當年爲了建校募款，打扮成唐僧的樣子，幾個弟子打扮成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牽著白馬，挑著擔子，四處化緣籌款。大學建成後，在衆多備選校名中選擇了“玄奘”，以緬懷玄奘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傑出貢獻。
很多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禅學會倡議書》指出：“現代知識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覺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覺者，佛法不依賴神秘的啓示和怪力亂神，更不依賴強力的威權，而是基于對智慧的理性探討和修行實踐的驗證。”
索隱素怪，是造成佛教教義低俗化的宗教內部原因。中國有句俗話：“和尚不作怪，居士不來拜”。比如，舍利子和修行有關，科學至今無法解釋。正是對舍利子一類神秘現象的畸形追求，導致索隱素怪乃至産生大量的弄虛作假。某些利益集團甚至出于政治、經濟的利益，把神聖的宗教變成迷信。佛法承認有神通等神秘現象的存在，但不唯神通，佛教追求的是覺悟和智慧。
佛教更不依賴強力的威權。雖然佛陀臨終的時候，提出把佛法托付給國王大臣和長者居士，但這是建立在教化政治精英和工商精英的基礎上。因爲這些人有能力去破壞這個世界，也有能力來改善世界、淨化世界。這些人不一定成爲佛教徒，但受到佛教智慧的感召，成爲佛教的護法，這個社會才有希望和前途。如果把佛法作爲政治力量和工商力量的附庸，恰恰是造成現在佛教庸俗化的社會原因。
今天，中國佛教會不會重蹈印度的覆轍呢？就看我們是否能糾正這兩個偏差，強調佛教基于對智慧的理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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