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在复旦大学禅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会长致辞
(2009年9月6日)
王雷泉
[8月15日，刚从黄梅四祖寺参加夏令营回上海。为《佛教观察》凤凰博客上传一组“企业家与社会责任”的文章、专访与讨论：《人成则企业成助人者必自助——李国清谈企业社会责任采访》《社会责任，从“心”开始——记第五次禅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菩萨商主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稻盛哲学的特质与佛教渊源》《浅析佛教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禅学会于今迈向第三个年头，我们的事业引起佛教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今年三月扬州的“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和社团组织》，即以复旦禅学会的理念和实践作为论述对象。在今年五月台湾“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上，我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根据二年前《禅学会发起倡议书》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禅学会的立会宗旨：“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为配合禅学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佛教观察》第六期即以“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为视点，这一期内容相当可观。结合上述几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向各位新老会员阐述我们组建禅学会的宗旨、愿景和行事风格。
一、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教训
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有80%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增长了差不多100倍。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佛教为何会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衰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这三个指标中，佛教的信仰素质和组织规模都不如其他宗教。尤其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三教合流”格局，民众的信仰素质不高。手戴念珠，脖挂十字架，是普遍存在的众生相。至于组织规模和制度建设，那更是佛教的软肋。
我们试对比一下佛教与基督教。十九世纪末，借助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第四次入华传教。早期利用面粉加棉被，在社会底层传教。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重视对社会高端人士的传教，占据人才高地。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号，认为只有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教，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心。上世纪初基督教会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我们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也是天主教的教会大学。这样基督宗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基督教更有文化的观感。
基督教把教会建立在社会中，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佛教的寺院与社区基本上没有关联，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旅游朝拜式的民俗信仰层次，在家佛教徒中只有少量的居士学习组织，并没有形成有序的居士组织。佛教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局限于寺院围墙中的出家众缺少社会基础。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也缺少对自己人天师表地位的荣誉感，却热中于政治光环乃至世俗大学的学位。正是因为佛教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世俗大学的宗教教育相当薄弱。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台湾学者郑振煌在《从印度佛教的灭亡看台湾佛教的兴盛》，详细探讨了导致印度佛教灭亡的各家说法：1.佛教吠陀化；2.印度教的仇视；3.密教倾向颓废；4.回教的迫害；5.佛陀本人的两项错误；6.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1]在这六家说法中，第3条说法在佛教内部有争议性，密教信徒不会同意。第2和第4这两条属于宗教间的斗争，这是在任何宗教中都存在过的现象。伊斯兰教对古代印度的入侵，对佛教和印度教都有迫害，但印度教并没有衰亡，而佛教却灭亡了，所以这不是根本原因。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异端，诞生在主流文化婆罗门教的氛围中。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适应婆罗门教，特别是在往南印度的发展中，大量掺杂进婆罗门教的因素。这两教间存在的“瑜亮之争”，使佛教日益失去教义上的主体性。既生瑜，何生亮！佛教既然日益婆罗门教化，也就没有在印度存在的意义了。正如中国宋以后佛教与儒教合流一样，佛教的大量哲学精华如本体论、心性论，被儒家吸受形成为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兴盛就意味佛学的衰落。另外，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在家人的组织制度，在佛陀时代就非常薄弱。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制度远不如印度教，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不紧密，从而被其他宗教所取代。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衰亡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印顺导师评论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就像人的一生，历经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而老死。佛陀在临终时也对阿难讲过诸行无常是世间的规律，连佛陀自已也难逃色身无常的规律。佛教，作为人间的团体，其发展演变也是无常的。佛教提出“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时史观，说明佛教也无法摆脱“生、住、异、灭”的规律。这就是无常世界的实相。
但是，佛陀发现的缘起性空的真理则是永恒的。我们看第6期《佛教观察》的封面，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横截面。它既是历经沧桑的年轮，也象征着海潮的波涌。有生就有灭，而衰亡的教训，恰成为新生的资粮。事物的发展和演变，一切以时节因缘为转移。佛教在印度由“生”而“住”而“异”而“灭”，当然令人感慨系之。但历经沧桑的年轮与波纹，亦象征着佛法从信仰层圈向社会、文化层圈的扩展，也象征着佛法从印度一波一波地发展到中国、日本、欧美，从而遍及全世界。
佛光山有个宏伟的目标：“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我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演讲时，提出对这个口号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才能使我们认清现实的严峻形势，提出长远奋斗的愿景。如果全世界佛教徒的百分比提高到15%，乃至于20%，那世界的和平就有指望了。现在世界上百分之十几的不信教人口，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界各大宗教希望开发的最后一块荒野，都野心勃勃地要占领这块宗教市场。
鉴于佛教在当今中国处在守势地位，我在十几年前提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的建言，使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处于有序运转；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标得到均衡发展。
二、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
天涯何处无芳草，满目青山皆道场。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玄奘法师当年从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归来，在长安主持译场。从那一刻起，中国佛教徒摆脱了原来的“边地”意识，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2006年5月，我在玄奘大学参加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代表大陆学者致词，曾高度评价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依佛法以观，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明师难遇，佛法难闻。”所以，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今天我们缅怀印顺导师把佛法引向新时代，让佛法广为大众所接受，期盼我们一起来共建一个和谐、兴盛的中国。”[2]
“中国”，指的是佛陀出生、成道、创教和最后涅槃的地区。在佛陀弘化区域之外的地方，都被称为“边地”，是人生八难[3]之一。历代有很多中国人去印度求法，就是为了改变“边地”处境而去佛教的祖国朝圣。只有在玄奘法师从印度留学回来之后，才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佛法的“中国”。台湾现在共有六所佛教大学，其中玄奘大学由台湾“中国佛教会”创立。董事长是了中长老，他当年为了建校募款，打扮成唐僧的样子，几个弟子打扮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马，挑着担子，四处化缘筹款。大学建成后，在众多备选校名中选择了“玄奘”，以缅怀玄奘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杰出贡献。
很多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禅学会倡议书》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索隐素怪，是造成佛教教义低俗化的宗教内部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比如，舍利子和修行有关，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正是对舍利子一类神秘现象的畸形追求，导致索隐素怪乃至产生大量的弄虚作假。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出于政治、经济的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佛法承认有神通等神秘现象的存在，但不唯神通，佛教追求的是觉悟和智慧。
佛教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虽然佛陀临终的时候，提出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但这是建立在教化政治精英和工商精英的基础上。因为这些人有能力去破坏这个世界，也有能力来改善世界、净化世界。这些人不一定成为佛教徒，但受到佛教智慧的感召，成为佛教的护法，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和前途。如果把佛法作为政治力量和工商力量的附庸，恰恰是造成现在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今天，中国佛教会不会重蹈印度的覆辙呢？就看我们是否能纠正这两个偏差，强调佛教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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