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旦解除現行教育體製的障礙，以創辦佛教大學爲契機，將極大地打開未來佛教發展的空間。屆時，佛學院就是佛教大學內部的核心。如果說僧人是紅花，居士是綠葉，那麼佛教大學的師生就是草地。在當前的精神荒野中，如果不是廣泛地植草種樹，孤獨的紅花又如何能夠茂盛？！

　　叁、佛教大學的目標是造就佛教文化人

　　佛教在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構建和諧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爲社會各階層的共識。佛教對人類世界的積極作用，是通過最根源性的轉變人心開始的。而正躁動于母腹之中、呼之欲出的佛教大學，它的使命和目標，就是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1922年，梁啓超在《什麼是文化》的演講中，對文化作了如下定義：“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社會群體所造就行爲的共同結果，由此形成我們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環境。

　　太虛1929年在《文化人與阿賴耶識》演講中認爲，每個人的阿賴耶識與全人類所造之共業緊密相連，由此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擴展，構成“文化的人”的曆史和社會之兩重意義。教育的意義，在于造就莊嚴完美的文化人，這些人必須具有在時間上繼承以往文化，在空間上吸取異域文化，並創新發展，以至無盡未來的長處。

　　當前中國佛教，正處在蓄勢待發的複興臨界點。強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歸屬感，不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爲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施政理念。承認佛教的主體地位，是佛教的社會基礎得到加強的結果。社會對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傳播和教育，沖破了原來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在新的世紀，國立大學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學專業和佛學研究機構。面向社會各種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開，改善和優化了佛教存在的社會環境。

　　在物質層面獲得發展的中國大陸佛教界，開始在製度和文化層面正視與海外佛教實質上的差距。我們雖然無法達到海外現有的成就，但可以從因地入手，學習他們當年奮鬥的方法，特別是突破發展瓶頸的經驗，才能從現實出發，找出中國大陸佛教自己的發展道路。而從世界宗教生態環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發展走向，也爲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團體借鑒基督教的做法，開始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發展放在高素質的平信徒基礎上。原來單極的寺院佛教，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由此促進中國佛教的平民化、製度化、公益化、國際化。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佛教教育出現自下而上的運作方式，由地方、叢林自行舉辦，或與世俗大學、研究所共同舉辦各種形式的教育。引人注目的是，體製內的國立大學與民間力量相結合，建立起書院式的講學機製，成爲當前思想文化表達和傳播的最佳平臺。不僅推動刊物、教材和視聽資料的發展，也蘊釀著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基金會一類學佛團體的出現。上下交集、上下互動，看看能否使我們走出困境？用句套話，就是“挑戰和機遇同在，希望與絕望並存”。

　　根據梁啓超對“文化”和太虛對“文化人”的論述，筆者在此提出“佛教文化人”的觀念，作爲新世紀創建佛教大學的行爲主體和培養對象。

　　(一)佛教文化人超越了傳統四衆弟子的範圍，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經營者或佛教經濟人的層次。作爲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覺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覺者，佛法不依賴神秘的啓示和怪力亂神，更不依賴強力的威權，而是基于對智慧的理性探討和修行實踐的驗證。如《大學》所雲：知止而後有定，然後才有靜安慮得。安身立命，止于何所？止于我們每個人內心本具的覺悟之性。就像當年慧可斷臂求法一樣，佛教文化人追求心安理得，追求活得明明白白，坦坦蕩蕩。

　　(二)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現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們知道：管理不僅是對物和數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則是對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組織原則和生活倫理，對于建構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和社區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支持。而佛陀關于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導和大乘六度四攝的精神，爲構建和諧的家國天下，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源。

　　(叁)佛教文化人對社會、民族、天下，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熱愛和擔當。作爲佛教哲學基礎的緣起法告訴我們：個人的別業與衆生的共業休戚與共，主體的正報與環境的依報息息相關。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達，並非意味著人類心靈會獲得同步的安甯與快樂。要改善惡質化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必須從“自淨其意”的心靈淨化開始。心淨則國土淨，心安則衆生安，心平則天下平。

　　(四)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類共造之業果，人不能離開既定的環境和條件而隨心所欲。但共業是由無數個體的別業所構成，故傑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別業，可以推動改變衆生的共業，從而推動時代的進步，改善社會的環境。無數個人的阿賴耶識所造之業，構成宇宙大化中無始無終的“恒”流，此所謂衆生無邊、煩惱無盡。但佛教哲學的革命意義，在于轉阿賴耶識中的有漏種子爲無漏種子，故個人的別業和衆生的共業，可以在新生舊滅的“轉”中得到改變，從而使大乘菩薩成熟衆生、莊嚴國土的事業成爲可能，此所謂佛道無上、法門無量。

　　(五)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礎上，只有把心定位在與佛菩薩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給心找到終極的托付和安立。把發心成佛、度化一切衆生的目標，落實到當下的菩薩道過程中。佛教文化人以孔子和佛陀爲榜樣，“知其不可而爲之”，“隨緣銷舊業，任運著衣裳”。因爲他們知道：“共”的環境，體現爲無數“不共”的個人行爲。人類“恒”而“共”的社會曆史，實由特立獨行的“不共者”所引導而轉動。因此，能發展不共性，而能互攝世界的共性，就是完美莊嚴的文化人。

　　(刊于《宗教問題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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