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旦解除现行教育体制的障碍，以创办佛教大学为契机，将极大地打开未来佛教发展的空间。届时，佛学院就是佛教大学内部的核心。如果说僧人是红花，居士是绿叶，那么佛教大学的师生就是草地。在当前的精神荒野中，如果不是广泛地植草种树，孤独的红花又如何能够茂盛？！

　　三、佛教大学的目标是造就佛教文化人

　　佛教在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而正躁动于母腹之中、呼之欲出的佛教大学，它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的演讲中，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太虚1929年在《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演讲中认为，每个人的阿赖耶识与全人类所造之共业紧密相连，由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扩展，构成“文化的人”的历史和社会之两重意义。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以至无尽未来的长处。

　　当前中国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强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归属感，不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施政理念。承认佛教的主体地位，是佛教的社会基础得到加强的结果。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在新的世纪，国立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物质层面获得发展的中国大陆佛教界，开始在制度和文化层面正视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我们虽然无法达到海外现有的成就，但可以从因地入手，学习他们当年奋斗的方法，特别是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也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开始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佛教教育出现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由地方、丛林自行举办，或与世俗大学、研究所共同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引人注目的是，体制内的国立大学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不仅推动刊物、教材和视听资料的发展，也蕴酿着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基金会一类学佛团体的出现。上下交集、上下互动，看看能否使我们走出困境？用句套话，就是“挑战和机遇同在，希望与绝望并存”。

　　根据梁启超对“文化”和太虚对“文化人”的论述，笔者在此提出“佛教文化人”的观念，作为新世纪创建佛教大学的行为主体和培养对象。

　　(一)佛教文化人超越了传统四众弟子的范围，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经营者或佛教经济人的层次。作为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如《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然后才有静安虑得。安身立命，止于何所？止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本具的觉悟之性。就像当年慧可断臂求法一样，佛教文化人追求心安理得，追求活得明明白白，坦坦荡荡。

　　(二)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们知道：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组织原则和生活伦理，对于建构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而佛陀关于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导和大乘六度四摄的精神，为构建和谐的家国天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佛教文化人对社会、民族、天下，有着一份深切的关怀、热爱和担当。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的缘起法告诉我们：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并非意味着人类心灵会获得同步的安宁与快乐。要改善恶质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必须从“自净其意”的心灵净化开始。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

　　(四)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但共业是由无数个体的别业所构成，故杰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别业，可以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从而推动时代的进步，改善社会的环境。无数个人的阿赖耶识所造之业，构成宇宙大化中无始无终的“恒”流，此所谓众生无边、烦恼无尽。但佛教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转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为无漏种子，故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可以在新生旧灭的“转”中得到改变，从而使大乘菩萨成熟众生、庄严国土的事业成为可能，此所谓佛道无上、法门无量。

　　(五)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础上，只有把心定位在与佛菩萨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给心找到终极的托付和安立。把发心成佛、度化一切众生的目标，落实到当下的菩萨道过程中。佛教文化人以孔子和佛陀为榜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随缘销旧业，任运著衣裳”。因为他们知道：“共”的环境，体现为无数“不共”的个人行为。人类“恒”而“共”的社会历史，实由特立独行的“不共者”所引导而转动。因此，能发展不共性，而能互摄世界的共性，就是完美庄严的文化人。

　　(刊于《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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