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
世俗化是一个褒贬不一、人言言殊的概念。现代宗教学将宗教的存在定位在人的基础上，既然如此，宗教的世俗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正如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对社会的适应有其必然性，宗教的神圣化同样具有永久的活力。本文以在河北赵县柏林寺发现的“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例，探讨了社邑这个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佛教组织对佛教中国化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这个碑文所引述的《万善同归集》的禅教一致等思想，以及对造像、建福活动意义的阐释，反映了中国佛教趋于世俗化的一个轨迹。如何在世俗社会中高扬神圣的意义，依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有待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大众：佛法的化导对象与存在基础
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向知识精英和大众佛教两个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并不尽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僧人为精神导师，由地方士绅豪富领衔，而由广大信徒集资并定期活动的佛教组织。[1]
“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会运动的一份珍贵史料。[2] 此碑由柏林禅院住持，“都功德主当院传法沙门”清昭和“副功德主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共同领衔，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宽三尺七寸八分，趺没入土中。碑文由本郡离尘院住持行满撰，共三十六行，字长八分，宽六分，额字长二寸，宽二寸五分。碑阴题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题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摄三千邑众”。他“利生接物，方便颇多，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普济无边，愿心弘广，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尚未完工，即掩化别世。
清昭为其门人，“承先师预垂之愿，待本师和尚之缘，再率三千邑徒，书名上碑。遂有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同结妙因，塑像妆饰。”这两批邑众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为精神导师。
在辽、金时代，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3]
碑文所称“三千邑众”是一个约数，据笔者用电脑统计，实际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乡(372)及平棘县(433)、宁晋县(359)、赞皇县(337)、柏乡县(329)、临城县(317)、高邑县(50)、元氏县(10)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内。若以“氏”(632)、“婆”(2)、“姑”(15)判为女性，则女性人数为649人，约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个无法辩认的姓之外，有212个姓氏，其中人数在50人以上的有七个：李(198)、张(163)、王(138)、刘(101)、范(59)、耿(58)。作为“副功德主”的田进、贾德和李和三人，显然是出资最多的地方豪富。在这三人中，田进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过29人。贾德，高邑县城赵村人氏，县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贾。在所有邑子中，姓贾的不过18人。李和，沃州娄家寨人，虽然李姓占“三千邑众”中的第一位，但娄家寨中亦仅他一人姓李。
按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说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区或同一小镇的全体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联想到了上古时代在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义”这一词，如同“义父”、“义子”、“义肢”等术语所显示的一样，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亲属关系，成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关系。[4] 从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来看，这个佛教社团显然不是地方社区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族村社为纽带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塑像妆饰”的建福活动为主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
在这“三千邑众”中，有从属于17个寺院的僧俗大众参加，发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数最多的单位。见下表：
沃州
龙兴寺
67
感应寺
37
柏林寺
16
禅定院
13
开元寺
8
兴法院
2
明因院
1
赞皇县
嘉应寺
64
严华寺
40
龙堂院
20
治平寺
4
法会院
1
柏乡县
神应寺
11
宋圣寺
4
平棘县
济道寺
10
临城县
妙因院
10
读上院
2
在上述寺院中，有一部分是男女俗人，当为从属于寺院的寺户、佃户或佣工。另外，在各州县的城乡居民中，亦有维那、香博士等职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维那”。除了柏林寺的“云维那”，与“密监库”、“初院主”、“泉首座”等，同为禅宗丛林执事，其余似乎均为俗众。他们是：高邑县北焦村的时维那、城赵村苏维那；柏乡县南滑村的孟维那，孙村赵维那，黄泥村董维那、王维那、东王村□维那，眭村眭维那、小眭维那、陈维那；赞皇县大马村史维那，严华寺杨维那，嘉应寺杨维那、白维那，龙堂院安维那，都护村刘维那，乌昌村王维那；临城县县城张维那，西泥河村□维那、韩维那、崔维那、范维那，西林村冯维那，管村□小维那，北菩提村刘维那、张维那、王维那、郝维那、许维那读上村张维那、扬维那、孟维那、路维那，北滑村赵维那。
维那源于僧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时为沙门统的副长官，职掌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唐时为基层僧官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之一。在义邑组织中，维那是流行最广的首领，负责管理义邑中一般性的事务。从上述散布在四个县的维那名单来看，到金代，在各地城乡中依然遍布各种僧俗混合的小型佛教组织。正是建立在这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会产生“三千邑众”这样恢宏的社团组织。
二、维系佛教经济的理论基础
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三“结社法集”条中，勾勒了社邑的沿革，特别指出它对于维系佛教经济，起到“众轻成一重”的意义：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5]
东晋时期的庐山莲社，是以慧远的佛学素养和高僧典范为基础，以寺院为中心，凝聚起一批僧俗知识分子，这在当时佛教界毕竟属少数，以至今天很少能见到这类法社的资料。而从南北朝以来，在广阔的农村和市镇中活跃着的“社”或“邑”这类佛教组织，通过组织讲经说法、写经诵经、供养僧众、雕刻或铸佛像、整理布置石窟、建筑佛刹、组织节庆等活动，把佛教推广为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游侠在《金代佛教》中指出：“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6]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在柏林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师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7]
这种为众生解放而甘下地狱的菩萨精神，恐怕无法为大多数邑众所接受。从“书名上碑”者中高三公、范七哥、段四郎一类称呼来看，邑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往往在事实上制约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
玄妙圆融的形而上之理，必须落实到形而下之凡人俗事。所谓：“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形成“三千邑众”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
由是万行因广，难越自利利他之二种也。或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毫发片善，须要契于三轮体空[8] ，与七最胜[9]相应，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真趣佛果之门矣。虽然，未踏此境，藉相生善，称名修因。故《观药王药上经》云：“过去三千人，称是五十三佛名，致使庄严劫、星宿劫、贤劫中皆成佛道。”
“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六度万行的修行才能达到，对广大民众来说，即“藉相生善，称名修因”。三世诸佛指过去庄严劫之千佛、现在贤劫之千佛以及未来星宿劫之千佛，合三劫为三千佛。据《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经典，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时，闻持五十三位佛之名号，即得超越无数亿数生死之罪。故众生欲除灭四重禁罪、忏悔五逆十恶等，应勤礼敬五十三佛名号。社邑中的重要活动佛名会，即指据此经之说而行之法会。称念佛名，念念与实相契应。“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
碑文引《法华经》“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指出：“一声尚尔，尽成佛道，况于多称、塑佛像者哉！”更引《造像功德经》，说明不论或画或塑，或绣或铸，或大或小，制造佛像，即可常劫不堕恶道，求生善处，恒遇诸佛，听闻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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