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相具足,世所稀有,离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无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证。
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过世俗的群众和世俗的手段实现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僧俗共同实行普度众生的原则,社邑这种组织提供了实现这种原则的场所。不论贫富贵贱,俗人通过加入社邑这种媒介,为自己积累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说,为求自己及家族的现世和来世利益而作功德的愿望,构成了维持社邑经济及佛教艺术的基础。
三、以音声形相而作佛事
碑文用法、报、化“三身”说,为三千邑众阐发了塑造佛像的理论基础。“诸佛如来真化之身,亦非即非离。周沙界而无处不章,赴众生之恳诚;遍净秽止无处不显,应群机之信心。”这些理论,基本上抄自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开首部分写道:
三身所归,皆宗实相,如空包纳,似地发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众德。不动真际,万行常兴。不坏缘生,法界恒现。寂不碍用,俗不违真。有无齐观,一际平等。
这一大段,除了将“夫众善所归,皆宗实相”,改为“三身所归,皆宗实相”,几乎是逐字照抄《万善同归集》的开首一段话。[10]
诸佛的法身是中道的理体,它是不生不灭而充满于整个法界,是佛之所以为佛的绝对永恒的真理。佛的报身系修行圆满而享受法乐之身,是在佛土中只为诸菩萨所见的佛身。化身是佛为了救济众生而在历史中出现的种种变化的身,众生的机感千差万别,佛陀便能随顺机缘度化。“化生虽有如是差别,而佛真身本相如故。然真化身,非即非离,但随根器,现有差别,出自不同。”绝对的法身,必须下降到历史之中,体现为人间具体的形相。
赵州禅师敢于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故对有形的佛像造作,表示了不屑的态度:“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而这尊“真佛”,即坐在烦恼众生之中。赵州以性相不二、众生与佛不二的理路,声言:“此事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即是烦恼,烦恼是佛。”既然如此,绝对的“真佛”,依然体现为殿里的泥龛塑像:“僧问:“如何是佛?”师云:“殿里底。”僧云:“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师云:“殿里底。””
兴许有感于赵州的言论对佛像有不敬之处,故碑文作者在此又抄了一大段《万善同归集》。通过这一对自设宾主的问答,亦可看出碑文作者是在华严宗的判教格局下,具有禅教一致的思想倾向。
问﹕《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入邪道,不能见如来。”如何立相标形,而称佛事?
答﹕息缘除事,此是破相宗。直论显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无齐行,体用交彻。若约圆门无碍,性相融通,举一微尘,该罗法界。《华严经》云﹕“清净慈门利尘数,共生如来一妙相。一一诸相莫不然,是故□[见]者无厌足。”《法华经》云﹕“汝证一切灭(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至)真实灭。”《大涅槃经》云﹕“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岂同凡夫执顽碍之境,以为实色﹔二乘偏证灰断之质,而作其(真)形?是以六根所对,皆见如来﹔万象齐观,圆明法界。岂得消形灭影,方成□[玄]趣者乎?[11]
华严宗立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顿教、圆教五时判教。碑文指出,若拘泥于《金刚经》遣除形相、音声的经文,执理除事,那就是仅仅停留在大乘始教阶段。始教分空始教和相始教二门,前者为灭除有所得之执着,而说一切皆空,相当于三论宗之教义;后者广分别诸法之性相,以事理未融而说五性各别,相当于法相宗之教义。而到了圆教阶段,为小乘、始教所否定的世间现象,在空有双遣的基础上,又得到安立,达到“有无齐行”、“体用交彻”、“性相融通”之圆融无碍的境界。故举《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阐述了在圆教的立场上,举一微尘,即该罗法界。也就是说,一色一香,皆是中道。此色相形声,并非凡夫所执著不放的顽碍之境,也不是如灰身灭智的小乘所偏证的消形灭影。而是凡夫的六根所对,皆见如来﹔世间的万象齐观,圆明法界。
四、永恒的张力:神圣化与世俗化
以赵州柏林寺为中心的三千邑众,为雕塑佛像而勒石立碑,这是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功德”。然而,中国佛教发展到这一时代,如此“小”题,也得“大”作一番,碑文末尾有这么一番祝厘词:
既有明文,可当依据。以此胜善,上祝
皇基永固,帝道遐昌;
本郡太守,福禄迁加;同知军判,恒受恩光;一切文武,常居禄位;
结缘信心,龙华三会;法界有情,咸蒙利益。
所有的功德,第一回向大金皇帝,第二回向地方上所有的文武父母官,第三才是回向给结成三千邑会的社众乃至一切法界有情。这一顺序,若是比对赵州禅师当年带有调侃意味的“三等人”次第,其反差之强烈,足以令人回味。据《景德传灯录》卷十载:
一日,真定帅王公[12]携诸子入院。师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云:“不会。”师云:“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公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少间侍者问:“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什么却下禅床?”师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
本来,宗教存在的生命,是对尘世的否定与超越。不共的出世法构成宗教的特质和存在于世的理由,共世间法构成宗教在社会中发展的条件。就佛教而言,前者是本,是体,是真,是实,是理,是性;后者是末,是用,是俗,是权,是事,是相。佛教的内证体验、超越哲学、佛国理想和修行仪轨等信仰内核,透过社会的经济、政治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领域,取得传播媒体和表现形式,以此实现改造并提升世俗生活的本怀。在此过程中,佛教也必然受到被超越对象──世俗社会──的影响、改造乃至同化,从而偏离出原有的价值系统。如何做到化世俗而不为世俗所化,永远是佛教面临的现实课题。如《赵州禅师语录》(二十八)所揭示:
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师云:“你被十二时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你问哪个时!”
碑文在开头部分,抄录《万善同归集》,似乎也是为了回答上述难题:
法皆平等,若离事而推理,堕声闻之愚;若离理而行事,同凡夫之执。当知离理无事,全水是波;离事无理,全波是水。理水事波,何分差异?理即非事,动湿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异。] □□□□[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谛恒立。而[双]照即假,远(宛)尔常(幻)存;双遮即空,凝(泯)然梦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动因缘,□[宁]亏理体?故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涉有而不乖于空;依实际而起化门,履真而不碍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云布慈门,]波腾行海。遂得同尘无碍,自在随缘,一切施为,无非佛事。[13]
“涉有而不乖于空”,“履真而不碍俗”,说来容易,实际操作甚为不易。笔者在九年前曾说过:“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化中国”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目的。佛教与社会的关系,犹如“公园”之于“闹市”。“闹市”都变成了“公园”,大家都没有饭吃;“公园”都变成了“闹市”,那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佛教存在于社会中的意义。[14]
对此世俗化问题,当前学术界和佛教界已从泛泛的或褒或贬的情感化评价,转入从真俗、体用、理事等范畴的辩证关系,讨论如何在世俗的社会中,重新高扬佛教的神圣意义。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慧法师从不变之“理”和随缘之“机”的双向互动角度,提出以佛法“化现代”和佛法“现代化”的课题。[15] 四川大学陈兵教授从更广泛的范围,提出了佛教“生活化”与“化生活”的辩证关系。[16]台湾郑志明教授则认为应创立一门价值中立的“佛教社会学”,探讨在神圣性的佛教与世俗性的社会之间,有着何种组合的可能。当佛教的神圣性格比较强烈且具有着传播的优势时,偏向于“世俗佛教化”的发展;当佛教的世俗关怀比较热心且投入于现实的实践时,偏向于“佛教世俗化”的发展。[17]
按郑志明的说法, “世俗佛教化”,是指致力于佛教神圣境界的开发,将佛教神圣性的宗教经验经由社会化的宣导与转化,成为世俗群众普通共有的信念。主要有三个活动面向,即仪式活动(以佛教的各种仪式来为群众消灾解厄与增强功德福报,进而以佛教的仪式取代了社会原有的祈福仪式)、共修性活动(以集体性的宗教行为与实践感受,改变个人的生命情操与生活态度)与传播性活动(将佛教的知识与艺术推动到世俗社会之中,成为群众的主要精神食粮与教化系统)。“佛教世俗化”则是指佛教认同社会的有机结构与互动的成就原理,能与群众共同来维持或建构生命存在形式的理想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生活秩序。主要也分成三个活动面向,即福利性活动(指佛教的社会福利服务,包含财物的危难救助与义工的社区服务等,是传统佛教回报社会的主要方式)、公益性活动(加强佛教与社会的互动网络,积极配合社会的公益议题以强化佛教实践世俗价值的观念与行为)与改革性活动(参与社会的改革运动,甚至对于社会的各种不义集团进行讨伐与对抗,共同地为社会的正义与公理来奋斗)。
犹如碑文引《维摩经》之义,只有在污泥中才能开出圣洁的莲花,只有在烦恼的世间才能成就佛道,若一味强调高蹈的神圣化,则“譬栽莲华于高原,类植甘种于空界,欲求菩提华果,何由能得?”看来,神圣化与世俗化并非一对相互水火不容、此消彼长的对立概念,而是有如一个钱币的两面,贯通于佛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运动之中。
(本文提交1997年3月在无锡举行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修订后刊于《中国禅学》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6)
《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