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外兩方面的影響而致。從國內的影響來講，主要是一些傳統的學問家出于對佛教的愛好而自發地對禅宗進行了研究，例如像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梅光羲，國學大師錢穆，北京的周叔迦居士等人，他們在從事佛學研究時都曾涉及了禅宗。從國外的影響而言，主要是受到歐美和日本等國學術風氣的影響，例如像陳寅恪、胡適等人即比較典型。此外，還有像陳銘樞、黃忏華、羅福成、朱自清、任繼愈等人，也發表了不少心得。胡適則是國內較早在這方面取得成果、影響較大之人。在僧界中則有法舫、東初、圓瑛、太虛等人，出版了不少經解注疏，但這一部分成果僅在教內流通，進入學界的不多。
平心而論，20世紀初的中國佛教的禅宗研究並不是十分熱烈，據袁賓《禅宗辭典》附錄《禅宗研究論文及著作目錄》，1950年之前，發表禅宗研究論文60篇，著作2本【實際上數目比這要多。】。這與現在每年發表數百篇禅宗論文與著作相比，真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在來看，應該有這樣幾個重要的因素：
一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原有的封建清王朝徹底覆滅，“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西方的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廣泛宣傳，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日益高漲，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難宗教的思想一時成爲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務之一，于是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與封建思想和落後宗教相聯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沖擊，很多人都指責佛教愚昧與落後，將佛教斥爲“死人的宗教”與“鬼的宗教”。在這種文化啓蒙思潮下，佛教爲了生存，不得不將主要的精力對付外來的批評和致力于內部的整理及改革。這在一部分僧人如釋太虛等人的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二是西方思潮的侵入、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國社會的衰落，使一部分國內的傳統治學學者感到彷徨，于是他們將國家的振興寄托于佛教，認爲佛教裏面有很多思想與西方的思潮可以找到共同點，或是佛教裏早已有之。但是他們所說的佛教，並不是講的禅宗，因爲在他們看來禅宗是一種實踐的宗教，他們所說的佛教是屬于學理性特點較爲明顯的唯識宗與華嚴宗等，希望用這些宗派的思想來振衰起弊，最後達到救國的目的。這在一些士大夫，如梁啓超、康有爲、譚嗣同等人的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
叁是中國佛教自明以後，只有禅宗與淨土宗兩支尚存。天下寺院“七分臨濟，叁分曹洞”，禅宗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中國佛教。然而由于佛門內部弊病較多，積重難返，法門秋晚，人才難覓，故佛教界內部，特別是一些居士對這些現象深痛扼腕，他們自發讀經看論，撰寫著述，組成團體，與佛教僧伽並立。這些人主要以推崇教理性的知識佛教爲主，旨在提高知識，專研教理，尤其注重唯識宗的教學，或者追求淨土一宗。這在一些居士，如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等人身上表現明顯。
四是當時國外的佛教學正處在一個文獻學研究的高潮，不管是歐美還是日本，學者們注意的是梵文與巴利文經典的注疏和翻譯工作，在佛教史方面則注意印度與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對漢文佛典的研究，因受到語言的製約開展不多。雖然一些日本學者對此下了功夫，但是其重點是在與日本佛教有關的一些中國佛教的問題上，例如對中國隋唐以前的佛教，尤其是對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而對自宋以後成爲主流佛教的禅宗，確實還無暇顧及，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成果，從現在來看，屬于一些資料整理性的著作，但爲以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世紀初敦煌佛教的資料被發現，無疑給學術界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敦煌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所征的有關曆史性文獻不足，加之人才匮乏，准備時間不夠等等，還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這決定了對禅宗的研究還得有一個過渡的階段。
五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大多數時期一直出于動蕩的時期，軍閥混戰之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又進入了解放戰爭時期，所有這些，對做學問的學者而言，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因此對相對于與現世比較遠的學問——佛學來講，是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的。
由于以上幾個原因，使得中國的佛教研究對禅宗的投入不夠，就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成果而言，主要有這麼一些特點。一是對禅宗進行批評或予以判教，這主要反映在內學院的一些人身上，如歐陽竟無和王恩洋等人都在著作中對禅宗作過一些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歐陽竟無與王恩洋等人都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禅宗的文章或著作，他們僅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論及了這一部分內容。參黃夏年《王恩洋與禅宗四題》，載《禅學研究》，2001年刊。】，認爲禅宗“禅屬般若，淨附真言，攝論、地論瑜伽之支隅，俱舍、成實小宗之余緒，皆非能別創義趣者也”【《唯識通論》，南京支那內學院本，5頁。】。“余聞瑜伽聲聞地、世出世間資糧、加行作意現觀之道，而後知宋明儒者，禅淨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偏而不赅，一曲之學也。”【《人生學．解脫道論》，1934年，上海佛學書局，157～158頁。】二是對某一部禅經的個案研究，以陳寅恪爲代表。他對《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爲：“(一)此偈之譬喻不適當。(二)此偈之意義不明確。”【參《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4～18頁。】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記》【中華書局，1964年。】研究也屬于個案，但是他的研究重在曆史時代的考察，對西南地區的禅宗史實作了詳盡的梳理，材料豐富，觀點鮮明，立論公允，此書至今還沒有人從整體上能夠超過。雖然近年來有人已從國外找到一些新的資料，但是這也只是作一些補充而已，並不能推翻他的研究。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還必須參考這本著述。叁是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例如太虛大師對禅宗就有過評論，指出“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禅”，他撰寫的《唐代禅宗與現代思潮》，將禅宗的精神概括爲：反信教的學術思想、反玄學的實用精神、 反理論的直覺精神、反因襲的創化精神、全體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圓的精神、虛無主義的精神、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德莫克拉西主義的精神等幾種特點【參《太虛大師全書》第13編。】。四是胡適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20世紀上半葉，胡適的禅宗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正是他的獨特研究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用，提出了“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禅學的創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 ”【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7頁。】。這個驚世駭俗的觀點，無疑對教界和學界是一個極富刺激的挑戰。他的許多觀點直到今天也不盡爲人同意，但他的許多研究與精神仍爲中外學者所稱道欽佩。正如張曼濤所說：“鼓動禅宗研究的，則仍以胡適爲一時俊彥。盡管他的研究，爲佛教徒或真正禅宗學者所反對，可是由他的鼓動，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引起廣泛的重視，影響甚深，則是不可否認之事實。”【《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唯識學概論》之《編輯旨趣》，臺灣大乘出版社，1978年。】此外，受日本佛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中國學者也曾經譯介過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忽滑谷快天的《禅學思想史》之片斷，曾經由蘇晉仁先生譯出刊于《微妙聲》上。但就研究的重點而言，這一時期主要還是集中在《壇經》與慧能和神會的身上，這又與當時國際的佛教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對後來的禅宗研究産生了至深的影響。
叁、20世紀中期的禅宗研究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階段。它表現在佛教界和學術界都對禅宗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發表了不少的文章，但沒有專著出版。這些成果應該說還是受到了上半葉學術思潮的影響，質量較高的仍是一些與禅宗義理有關的研究著述，其次是在研究的範圍上比過去更爲廣泛，涉及了唐以後的禅宗，但大多是介紹性的內容，研究者多爲佛教界的居士與僧人，其中尤以呂澄、陳銘樞和巨贊法師等出色。
值得提出的是，這一時期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方法論來研究禅宗成爲一個特殊的亮點。任繼愈先生曾在這方面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曾對此評價很高，說：“任繼愈，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只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禅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不對。”【轉引自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104頁。】毛澤東自己也對禅宗有研究，對《壇經》與慧能發表過看法，他說：“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同上書，99頁。】“唐朝佛經《六祖壇經》記載，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問他：死後是否一定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于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思想無所寄托，大爲流行。”【同上書，112頁。】毛澤東的看法，代表了那個時代一代人對禅宗的主流看法。
這一時期，就禅宗研究而言，最早發表的是有關經典研究的文章。1950年《現代佛學》第1卷第4期刊出了《敦煌唐代寫本〈頓悟大乘正理訣〉》，敘述的是唐代宗時在藏區發生的內地禅宗僧人摩诃衍與印度僧人蓮花戒之間産生的頓悟和漸悟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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