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佛教教育叁題

　　《世界宗教研究》編輯部:黃夏年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寺廟教育是“叢林敎育”，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師徒關系是培養人才的基本模式，這種教育模式的特點在于培養的人才視野較窄，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以通一經者居多。現代式的學院教育，重在學堂授課，以傳授知識爲主，培養的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明顯較優于叢林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學僧，但在修行方面，則有不如叢林教育出來的僧人嚴格，學修關系成爲當代佛學院教育的一個不好理順與不好解決的現實問題。近年來，整個社會重視知識，強調知識，世俗學校教育以掌握知識的分數好壞作爲衡量標准，這種風氣必然會影響到佛教界，以才學和學習成績論人，成爲佛學院的一個通行的做法，“修”雖然受到僧伽的重視，但只是一個“軟指標”而已。就佛教教育的層面而言，“修”與“學”是既相對又統一的，“學”是理論，“修”是實踐，“學”是要人怎樣去從理論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樣掌握人生和社會的知識，培養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修”就是要人去親自實踐解脫的方法，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培養教徒的感性信仰，不走邪路。“修”是目的與結果，“學”是方法和手段，兩者的關系，以把握適度才是最合理的。掌握“度”的原則，應該取是遵循佛教的“中道”認識。學與修關鍵是每個人的自已的體會，猶如飲水，冷暖自知。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要人在學與修上采取方便示法，學者看經書，讀資料是“學”，寫文章，作結論，是“修”，僅僅把學與修定位在知解與修持兩個方面，未免有些過窄，沒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門的觀照方法，對學者的學與修的關系，我們不能僅僅使用悟解的標准。應該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來理解與看待。“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學者在深研藏經時，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受到了佛法的薰聞，自覺地對佛教抱有同情認同的態度，學即修，修即學，兩者是不二法門。總之，我們對學與修的關系，應該給予一個即既全面，又准確和實事求是地客觀理解，盡量避免那種將學與修對立起來的看法。

　　一．曆史地回顧

　　佛教教育是一個時代的話題，其曆史悠久，內容豐富。自從佛教應世以來，教育始終是佛教裏面的一個最重要的工作。釋迦牟尼本人就非常重視教育，在《阿含經》裏，多次提到教育這個話題，釋迦牟尼主張要因人施教，同意用各種俗語來進行宣教，教育的目的是“見教利喜”，也就是說，通過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悅，達到解脫的境界。

　　當代佛教教育的開展，是在西方基督教教育思想傳入東方以後興起的。在此之前，東方國家的寺院是國家教育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一些佛教占絕對統治的地區，寺院教育甚至承擔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責任，于是培養了不少人才，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而在中國古代，則是被稱之爲“叢林教育”，這種寺院教育主要是培養了教界人士，世俗教育更多的是由儒士來承擔，私塾則是社會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亞洲地區以後，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沖擊，一些爲佛教慧命擔憂的有智之士看到這一點，于是爲了續佛慧命，開始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引進佛學院的概念，于是使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開始發生轉變，這個轉變最顯著的就是在于課程的設置和教學方法的改變。叢林教育讓位于佛學院教育。

　　由中國佛教徒興辦的當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代。最早的學院式佛教教育應是江蘇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揚州天甯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翌年，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到經處設立“抵擔精會”，招收僧俗學生。楊居士在《支那怫佛教振興策》和《釋氏學堂內班課程雛議刍議》等文中，一冉再強調辦學的重要性，主張“英若請政務處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産者，以其半開設學堂。”(《支那佛教振興策～》)或者“由各省擇名勝大刹，開設釋氏學堂，經費由庵觀寺院田産提充，教習公同選舉。”(《釋氏學堂內班課程雛議》)其後的歐陽竟無先生繼承了楊仁山的遺志，將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內學院的創辦可以說是20世紀上半葉佛教教育取得較成功的一個典範，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學者。此外，以太虛大師爲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卓越的貢獻，像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都是當代中國佛教的著名學府，這裏同樣也培養了一批有信仰、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樹的僧人，正是有了這麼一批佛教教育機構，才使中國當代的佛教教育與學術文化事業有了勃勃生機，佛教重新開始恢複了生氣。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世俗院校，特別是大學系統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績不如佛教界明顯，許多學者真正學習佛教知識，還是在佛教界辦的佛學院裏或者在支那內學院之類的學府裏得到的。

　　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中國佛教教育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在80年代以前，中國佛教教育主要在北京的中國佛學院進行，由于這一時期的生源素質較高，人數雖少，但是成就頗高，特別是雖然在那種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宗教受到批判，但佛學院還是堅持下來，並且培養了一批僧才，難能可貴。現在這些人已經成爲當代中國佛教界中的領袖人物，對後來的中國佛教複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後，中國佛教教育進入了一個高漲複興的時期。中國佛教經過幾十年的沈寂之後，重新崛起，而人才的匾乏，已經把佛教界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佛教要複興，人才是主要關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是古人早已總結出來的經驗。1992年，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在上海隆重召開，趙樸初會長高瞻遠矚地指出了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佛教工作中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這就是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還是培養人才。在這個方針的指引和佛教界嚴峻形勢下，佛教界辦教育成爲全體僧俗兩界的共識，經過多年來的辛勤努力，現在佛學院已經遍布全國大多數省份，總數已達幾十所，培養了僧伽人才數千人，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二、佛學院的學與修

　　中國古代佛教叢林式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師徒關系是培養人才的基本模式，徒弟跟著師父學，師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學到多少東西，如果師父教不了，徒弟還可以再拜其它師父，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的師父，最後才成爲一名大家。玄類法師就是這樣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他在國內已經不能滿足于師父的教授程度時，就到國外，向外國的師父學　習。這種教育模式的特點在于，培養的人才視野較窄，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以通一經者居多。像宮共法師這種具有全材和通材的一代大德，每個朝代也只能出現幾個而已。現代式的佛學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重在學堂授課，以傳授知識爲主，培養的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明顯較優于叢林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學僧，但在修行方面，則又不如叢林教育出來的僧人嚴格，而佛教的特點又在于強調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一方面要有知識，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地修行，學修關系成爲當代佛學院教育的一個不好理順與不好解決的兩難問題。

　　有人指出，佛教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教育，因爲佛教教育是教人怎樣做人，予人精神　解脫。而世俗教育是教人知識，讓人怎樣謀生。現代的佛學院教育由于受到了世俗教育模式　的影響，偏重于知識的灌輸，學增僧因此在知識上有了長進，但在修行上卻退化了。爲此，已故的著名高僧妙湛法師專門撰文，強調“僧教育必須從重知識、重文學轉移到重叁無漏學方　面來；從重論學轉移到重經學、重律學方面來；從理論與實踐脫節轉到理論與實踐一致方面來。”學修關系失衡是當代佛學院教育出現的一較爲普遍的現象，是覺修關系沒有處理好的表現。但是仔細想一想，它又無不與當前我國的大環境有密切的關系。佛教畢竟是社會中的一個成員，它雖然有自己的獨特性，但同樣也要存在與社會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性。所以它不能脫離社會只能積極地與社會相適應。在今天，就是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我國過去因受到種種原因的影響，在科學技術和人材培養方面曾經存在一個斷層，佛教界更是如此。百年來的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知識社會知識經濟模式已經形成，只要誰擁有知識，誰就能取得成功，與過去的重人倫，重經驗的時代相去甚遠了。近年來，整個社會重視知識，強調知識，世俗學校教育以掌握知識的分數好壞高低作爲衡量標准，這種風氣必然會影響到佛教界，以才論人，成爲佛學院的一個通行的做法，學子與修關系在佛學院裏，“學”確有被強調的嫌疑，以“學”的好壞作爲是否成績是否優秀的標准，“修”雖然受到僧伽的重視，佛學院的教學大綱仍然將“修”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與世俗學校一樣，學習成績的好壞才是一個“硬指標”，至于修行的境界，這是一個“軟指標”而已。

　　學修關系最終涉及到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亦即牽涉到辦學的宗旨和辦學的方向。趙樸初老人生前在世時，倡導佛學院的“學僧生活管理叢林化，叢林學院化”，就是試圖將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兩者結合起來，學僧在日常生活中過叢林的生活，在學習中接受學院式的教育。一些佛教院校按照趙樸老的說法，進一步提出了“學修一體化、生活叢林化”或學院叢林化，叢林學院化”的模式。

　　根據佛教自身的特點，學與修應該是一對範疇，“修”指修行或修持，狹義上指持戒誦咒、打坐行禅、修身養性，廣義上指與佛教有關的一切事務都可納入其中。禅宗在這方面是最爲典型的，六祖慧能提倡擔水劈柴皆是妙道，修行就在日常生活當中，這種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所以，“修”　的意思有多種。但是就佛教教育的層面而言，“修”與“學”是既相對又統一的，它們應有各自的定義和範圍。佛教教育裏所說的…

《當代中國佛教教育叁題》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