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回報應和神不滅等教理，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均已有之。又正如同說，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宗炳《明佛論》，同上第２３５頁)；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顔之推《歸心篇》，同上第４２４頁)等等，都是竭力將傳統文化牽合于佛教理論，從而擴大佛教在社會文化思想方面的影響。
自東晉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曆代統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一般都認爲儒釋道叁者在思想文化上對于治道說起著互相補充的作用，如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趙眘語，見《叁教平心論》卷上)。因此，也就采取叁教兼容的政策。許多帝王還親自帶頭宣揚叁教經典。如南朝梁武帝蕭衍，除著有大量佛經講疏外，還著有《中庸講疏》、《教經義疏》、《老子講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別著有《孝經注》、《道德經注》和《金剛經注》等。在唐代，皇帝經常召集叁教名人一起論辨。如現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叁教論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對禦叁教談論”的簡要實錄。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場，另有安國寺沙門義林和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叁人間的問答，雖不免虛應故事，但讀來也還饒有趣味，並能從一個側面了解到唐代調和叁教的情況。
由于佛教影響的迅速擴大，出家僧尼和寺廟的劇增，也給社會帶來了種種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間的尖銳矛盾。因此，在曆史上也發生過著名的“叁武”滅佛運動(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這些所謂滅佛運動並未能遏止佛教對中華文化所發生的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佛教發展到唐代，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在經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矛盾沖突，以及理論上的自我調整後，逐漸産生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論。同時從人們的日常衣食、語言，到思想、文學、藝術、建築以及天文、醫學等自然科學的各個文化領域，也幾乎隨處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要了解東晉南北朝以後，特別是唐以後的中國曆史、文化，離開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來的知識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還是反對佛老的，無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學史上著名的所謂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蘇洵、蘇轼、蘇轍以佛老爲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韓愈、歐陽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鞏在《梁書序》中痛陳佛教之患失與誤國，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韓愈在《與大顛書》中有“久聞道德，切思見顔”，“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語(《韓昌黎先生外集》卷二)。又謂，大顛“頗總明，識道理”，“實難外形骸以理自勝”雲雲(《與孟尚書書》，《全集》卷十八)。歐陽修對當時名僧契嵩的《輔教編》甚爲激賞，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可見其也未嘗不留意于佛理。曾鞏則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習聖人之道，……則未嘗有勤行之意，……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之歎(《菜園院佛殿記》，見《元豐類稿》卷十七)。[2]
從哲學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沖突鬥爭是最激烈的，然而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也是很明顯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識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沒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國特創的佛教，它舍棄了佛教理論中大量的繁瑣論證，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來討論和解決儒家最關心的心性問題，在溝通儒佛方面，大開方便法門。之後，華嚴宗大師澄觀，博習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釋佛，隨處可見。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爲深入。他所著的《華嚴原人論》，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別其優劣高下，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沒有的。而尤爲重要的是，他在此書中考察了曆來儒佛諸家論心性的理論，並加以會通後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說對宋明理學有重要的影響。又如，天臺宗中興大師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學根柢。他提出的“無情有性”說，可說是綜合儒佛思想的創見。而反過來，又分別給予佛教的“佛性”論和宋明理學家“天地萬物一體”的理論以極大的影響。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輔教編》等)、智圓(自號“中庸子”，著有《閑居編》)、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學中庸直指》、《觀老莊影響論》等)、智旭(著有《四書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釋道叁教思想方面，都有較大影響。
下面我們將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學與佛道，特別是佛學的關系問題。[3]宋明理學的萌發，可推求于唐人的韓愈、李翺。韓愈雖嚴厲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標舉道統，實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翺則暗引佛教之“性”義，著《複性書》叁篇，以诠釋孔孟之性論，[4]從而開啓了宋明理學的天事性命之學。同樣，宋明理學家雖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無不滲透著佛老之說。[5]
被奉爲理學開山祖的周敦頤，他的主要著作《太極圖》，實源自道教練氣化神的“太極先天圖”。而他的著名散文《愛蓮說》，盛贊蓮花出汙泥而不染的本潔之性，以及他在《通書》中大力提倡的“主靜”說等，都十分明顯地是受佛教影響的結果。程頤作《明道先生行狀》中說，程颢“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其實，程頤自己也同樣如此。程朱理學所著重發揮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與佛教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前者語本唐澄觀的《華嚴經疏》。關于後者，程頤在歸納佛教華嚴“四法界”理論時說：“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回萬理歸于一理。”並且明確表示，釋氏此說“亦未得道他不是”。(《二程集》第195頁)朱熹則最喜歡用佛教“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說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說：“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朱子語類》卷十八)從《朱子語類》中，我們可以看到朱熹對佛學是有廣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來，文人學士幾乎沒有不讀佛典的。諸如《法華經》、《維摩诘經》以及《愣嚴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這樣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須具備的基礎文化素養中的一個方面。即使不能讀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會讀過如《金剛經》、《心經》、《阿彌陀佛經》之類的佛典精本。
本來在文化、思想、學術領域中，各派之間互相影響、滲透、取長補短，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和規律。然而，那些正統的理學家，爲了爭正統，非得否認這一點不可，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當然，也有不少理學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認對佛老的吸收的，有的還公開提倡對佛老進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經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絡索》等，對佛學都有相當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羅有高、彭紹升等人，也毫不隱晦地一面講儒、一面講佛。其影響且沿及龔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譚嗣同、梁啓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融合儒釋道“叁教”思想，作爲構築新哲學思想體系的基礎，也還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當然，由于時代環境的不同，這時的“叁教”融合，往往還滲入了某此西文哲學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後的思想家中，諸如梁漱溟(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馬一浮(著有《複性書院講錄》、《宜山會語》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識論》、《原儒》、《十力語要》等)，都是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爲典型。他那以“體用不二”爲主幹的哲學體系，就是在揉合《易傳》、陸王、王夫之，以及佛教華嚴、禅宗等各家理論，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構築起來的。他的體系可以說是，以儒釋佛道，以佛道補充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取精用弘”，“入乎衆家，出乎衆家，圓融無礙。”(《十力語要初續》)在近現代的一些哲學體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較豐富特色的，也産生了相當的社會影響。
從以上的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爲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釋道叁家，是在一種相互矛盾鬥爭，而又不斷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中發展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滲透和融合，既沒有發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現象，更沒有造成叁家歸一家的結局。而是通過相互的滲透、融合，從生硬的捏合到有機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豐富和提高。而與此同時，也就促使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得到了豐富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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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于《文史知識》1986年第8期。
[1] 據東晉的恒玄說：“囊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難王中令》見《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卷一第106頁)
[2] 宋代張商英的《護法論》、元代劉谧的《叁教平心論》、明代姚廣孝(道衍)的《道余錄》等著作中，都從佛教信仰者的立場出發，批駁了韓、歐及宋明理學家排斥佛老的理論，揭發他們思想中溶入佛老思想的實情，並竭力鼓吹叁教在世，缺一不可，提倡叁教調和。
[3] 這裏主要分析程朱派理學。關于陸王心學，其中吸收有大量的莊、禅內容，衆所周知。明代陳建著《學蔀通辨》以辨朱、陸之異，專門揭示陸王心學中的佛老思想因素，也非爲無見。可供參考。
[4] 清阮元在《塔性辨》一文中說，唐李習之“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于二氏”。于是作《複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诰》、《卷阿》、《論語》、《孟子》內從心從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又，阮元在《複性辨》一文中指出，“複性”概念出自《莊子·繕性》：“繕性于俗，學以求複其初”，其義與佛言近。李翺以莊語代孔顔，又由莊而入禅，則失矣。(均見《揅經室續集》卷叁)，此說可供參考。
[5] 梁啓超在《儒家哲學》一文中說：“欲知宋學淵源，可以看這兩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論》，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複性書》，儒家李翺所作。”又說：“自唐末起，曆宋金元明，在全國思想界最占勢力，爲這一派調和儒佛論。佛教方面的澄觀、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華。儒家方面的梁肅、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翺最集大成。誠然，以宋代學術同他們比較，覺得幼稚膚淺，但宋學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們的論調，就不知宋學的來源。”
《漫談儒釋道“叁教的融合”》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