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虔誠與愛國情懷——法顯西行壯舉的精神動力
魏道儒
從叁國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幾百年間，或受朝廷委派，或自發結伴西行的求法者數以千計。其中事迹最感人者，當屬東晉時期的法顯。
已過花甲之年，爲了佛教的健康發展而踏上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已逾古稀之年，爲了記錄口耳相傳的佛教典籍而在異國他鄉苦學梵書、梵語；到了耄耋之年，爲了盡早譯出漢地缺少的經典而毅然取消回長安的計劃。虔誠的宗教信仰與熾熱的愛國情懷相結合，是法顯創造奇迹、完成壯舉的不竭精神動力。
一
法顯俗姓龔，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有關他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沒有明確記載；有關他的年齡，各書記載也有不同。
關於法顯的世壽，《高僧傳》卷叁《釋法顯傳》[1)記爲“春秋八十有六”。同時代的《出叁藏記集》卷十五《法顯法師傅》謂其“春秋八十有二”。《開元釋教錄》與《出叁藏記集》屬於同類著作，但在卷叁采用《高僧傳》的說法，可能有其所本。在沒有其他更權威的資料之前，我們采用《高僧傳》的說法。
關於法顯逝世的最早時間，可以參考叁方面的情況來判斷。其一，根據《摩诃僧只律》卷四十後所附的《摩诃僧只律私記》載，佛陀跋陀羅和法顯共同翻譯《摩诃僧只律》，於束晉義熙“十四年(418)二月末都訖”。所以，法顯逝世至少是在418年二月之後。其二，法顯共參與翻譯經典六部，除了《摩诃僧只律》和《大般泥洹經》有明確翻譯時間外，不能斷定其他或存或佚的四部典籍都是在《摩诃僧只律》之前翻譯完成。其叁，《高僧傳》本傳和《出叁藏記集》本傳記載相同，均謂其“後至荊州，卒於新(辛)寺”。以上兩種情況表明，法顯在翻譯了《摩诃僧只律》以後，還有一段時間的活動，418年不能定爲法顯在世的最後時間。保守的推算，法顯逝世最早在419年。
法顯逝世的最遲時間，可以參考《彌沙塞律》翻譯一事來推測。《出叁藏記集》卷叁《彌沙塞律記》記載：“法顯……衆經多譯，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有廚賓律師佛大(馱)什來至京都……請外國沙門佛大什出之。”《高僧傳》卷叁《佛馱什傳》的記載與此相同。這裏提到的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是佛馱什到建康的時間，不是法顯逝世時間。再考慮到法顯是在荊州逝世，不是在建康。所以，法顯逝世時間至少可以上推到422年。這樣，我們可以把法顯逝世的時間大體確定在419年到422年的叁年之內。
根據《法顯傳》記載，法顯是於弘始元年(399)從長安出發踏上西行求法之路。那麽，當時他的年齡應該在六十叁歲至六十六歲之間。也就是說，法顯是在已過花甲之年西去求法。他遊曆了將近叁十個國家，首尾經曆十五年後，於義熙八年(412)在山東牢山登陸。當時他的年齡在七十六歲到七十九歲之間。
法顯遊曆了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範圍之廣，可謂前無古人。湯用彤先生總結說：“蓋法顯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漢之張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晉之朱士行，束晉之支法領足迹均僅達于阗。在顯前之慧常、進行、慧辯只聞其出，而末聞其返。康法朗未聞至天竺。至於于法蘭，則中道終逝。故海路並遵，廣遊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恐以法顯爲第一人。”實際上，在千余年的西行求法史中，以如此高齡兼走陸路與水陸，除法顯之外沒有第二人。
法顯西行求法取得成功，同時代的人也認爲這是空前的壯舉，並且高度贊揚他的精神：“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束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可以說，這裏的“誠”，就是宗教信仰的虔誠；這裹的“志”，就是報效祖國的壯志。
法顯這種舍生忘死的精神，對後代的西行求法者具有巨大激勵和鼓舞作用，唐代義淨說：“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塗，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勝塗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蹇由茫茫象碛，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
在這裹，義淨是把法顯與玄奘並列。和玄奘相比，作爲“創辟荒塗”的開拓者，法顯除了年邁之外，路途中條件也更艱苦，遇到的凶險也更多。在西去塗中，法顯除了曾得到張掖王段業、敦煌太守李嵩的一般性布施資助外，此後的西進途中和返回路上，再沒有獲得更大的援助。對照《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的記載，玄奘從長安到高昌這一段路程很艱苦，但此後得到高昌王、葉護可汗以及印度的鸠摩羅王、戒日王的大力支持，情況就顯著不一樣了。如果說，玄奘只經曆了“茫茫象碛，長川吐赫日之光”的折磨，那麽，法顯更承受了“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的痛苦。就玄奘本人而言，也把法顯作爲榜樣。他在立志去西域時說：“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吾當繼之。”
法顯首先經曆了陸路的艱難險阻，在“西度流沙(從敦煌西至鄯善之間的沙漠地帶)”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當他從海路返國時，所經曆的艱辛絕對不亞於陸路。“海中多有抄賊，遇辄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有的時候，要“遇黑暴雨”的襲擊；有的時候，由於“糧食、水漿將盡，取海鹹水作食”。經受這樣的肉體折磨已經很難承受，接踵而來的還有精神上的蹂躏。當一夜暴風雨過後，船上的諸位婆羅門竟然商議：船上“坐載此沙門(指法顯)，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睑”。經過他原來的施主舍命保護，法顯才免遭被棄置海中荒島上的厄運。法顯是於義熙七年(411)八月左右搭乘商船從師子國返回，其年齡大約在七十五到七十八歲之間。
當時有人覺得法顯所述的西行經曆太簡略，勸他記述得更詳細一些。他重新敘述之後，“自雲：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睑，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法顯這樣有鋼鐵般毅力的人回憶西行所曆也要“心動汗流”，可見曆經了怎樣的劫難。他清楚的知道，他的西行求法只有萬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與法顯結伴從長安出發西行的，有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在張掖等地相遇結伴同行的有智嚴、慧簡、僧紹、實雲、僧景、慧達，共計十一人。其中，智嚴、慧簡、慧嵬、慧達、實雲、僧景等六人先後中途折返。僧紹隨胡僧到廚賓，慧景死於小雪山(今賈拉拉巴德城南邊的塞費德科山)，慧應死於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佛鉢寺，道整留住中天竺。只有法顯一人以過花甲、逾古稀之年完成了這一壯舉。
法顯能夠毅然西行並成功返國，不僅是因爲他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而且因爲他有著熾熱的愛國情懷。當他在師子國(今斯裏蘭卡)無畏山伽藍見到漢地的一把白絹扇時，幾句對見到故鄉物品的敘述，把他的愛國深情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可謂感人肺腑、動人心魄。“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法顯懷念祖國人民，懷念祖國的山川草木。今天讀到這段記述，讓人感覺不到一千六百年時間的遙遠。虔誠信仰不能取代愛國情懷，而這兩者的結合，才是法顯求法成功的精神動力。從古到今，在不同時代，人們的信仰有不同，認識有差別，但像法顯具有的這種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爲國獻身精神，始終是民族的魂魄。
法顯西行求法有著明確的目的。他自述：“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的願望，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佛教界的普遍要求。需要更完備的戒律典籍，既與當時佛教特殊發展形勢有關，也與當時佛教典籍翻譯的狀況有關，同時，也反映了有志於佛教健康發展的虔誠信徒的追求。
首先，在東晉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大規模進入內地，紛紛建立地方政權。在戰爭頻仍，社會動蕩加劇的情況下，大量下層群衆或者爲了躲避戰亂，或者爲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紛紛進入寺院，以便尋找生活的出路。在這個特定曆史時期，佛教經曆了超常規的迅速發展。當時在異族統治下的北方各州郡，寺院不斷建立起來，成爲一個個社會生産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當時寺院的出家人都過著白耕自食的生活，而且寺院的規模也比較大，聚集上百名乃至幾百名僧人的寺院並不罕見。法顯出國時所在的寺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法顯爲沙彌時，與同學數十人在田地裹割稻子。一天，遇到“饑賊”來搶奪稻谷，其他的小沙彌都驚恐逃走，只有法顯留下來，和搶奪稻谷的賊人交談，把他們說服，保護了寺院的糧食。對法顯的表現，“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從這個事例來看，佛教僧團的急劇膨脹；，主要是由於大量尋找生活出路的人快速湧入引起。隨著寺院規模的擴大，僧衆的增加，客觀上需要建立比較完善的寺院製度，製訂規範僧人修行生活的紀律，訂立協調僧衆關系的准則等。
當時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主要依賴外來佛教因素的誘導和影響，與唐代及其以後的佛教自主發展的形勢不同。因此，規範僧人的修行生活，使佛教健康發展，首先必須有來自“佛國”的現成戒律典籍，因爲只有這樣的典籍才具有權威性和號召力。在這種情況下，尋找完備的戒律，就成爲希望佛教健康發展的虔誠教徒的心願。法顯正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第二，從當時佛教經典的輸入情況來看，律藏部分恰恰又是很不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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