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在法顯時代，大量的漢譯大小乘經典已經流傳，但戒律典籍明顯不多。當時翻譯出的比丘尼戒律有：《比丘尼戒》一卷，由西晉竺法護譯出；《比丘尼大戒》一卷，前秦昙摩持、竺佛念譯出，它們都是說一切有部戒律《十誦律》的節譯摘譯。關於比丘的戒律有：叁國魏昙柯迦羅翻譯的《僧只戒本》一卷，這是大衆部戒律《摩诃僧只律》的一部分。前秦昙摩持、竺佛念翻譯的《十誦比丘戒本》一卷，這是《十誦律》的部分內容。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佛教界已經能夠認識到這些戒律書並不完備。也就是說，他們可以確定在天竺存在著更完備的律藏，這是促成法顯西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法顯未出發之前，就認識到漠地的戒律典籍是“殘缺”的。而到了天竺之後，他又不辭勞苦，四處奔波，務必尋找“備悉”的和漢地沒有的戒律典籍。
法顯在出國之前認識到戒律不完備，立志尋求律藏，並把這個目的貫徹到十五年的旅行始終。然而，他並沒有在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獲得特定戒律典籍的特殊困難。據《法顯傳》載：“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按照這個記載，北天竺不是沒有戒律典籍，而是沒有寫成文字的律書。他當時還不善梵書、梵語，沒有辦法把口耳相傳的律藏寫下來。所以，他不顧路塗遙遠，輾轉行進到中天竺，希望在那裏找到文字典籍。
然而，中天竺的情況和北天竺差不多，重要的典籍也是師徒口耳相傳。要得到這些典籍，必須自己寫下來。而要寫下這些典籍，則必須通曉梵語並能夠書寫其文字。法顯首先根據自己掌握的漢地已經翻譯出的律藏情況，搜求最需要的和最完備的典籍，然後再學習梵語和梵書，把它們書寫下來。在巴連弗邑(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他找到了理想的戒律本子：“於此摩诃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诃僧只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只洹精舍得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因爲漢地的律藏“殘缺”，所以，他要找這種“最是廣說備悉者”。“複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
他在這裹得到經律之後，就住下來，學習梵語和文字書寫，並且抄寫律書：“故法顯住此叁年，學梵書、梵語，寫律。”法顯在這裹學習梵書、梵語和寫律的時間，大約是義熙元年到叁年(405--407)，也就是西行後的第七至九年。405年他開始學習並寫律時，年齡應該在六十九歲到七十一歲之間；407年寫律完畢離開時，年齡在七十一歲到七十叁歲之間。
以這樣的高齡學習新語言，並且以梵字寫律，感動了當時寺院中的僧人。據說：“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爲求法故。深感其人，即爲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布晉土，一切衆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這位優婆塞所在的地方，正是法顯學習和寫律的地方。據載，“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指《摩诃僧只律》)還揚州”。因此，伽羅先是法顯以古稀之年學習梵書、梵語和寫律的見證者。他被法顯的精神所感動，替法顯寫下《大般泥洹經》六卷。法顯帶回此經並譯出，在佛學界産生了深刻影響。
法顯求律的赤誠，和他的同伴道整形成了鮮明對照：“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道整所看到的當地佛教僧衆持戒嚴謹，無疑是事實。當時漢地缺少必要的戒律典籍，許多僧人沒有依戒修行，也是實際情況。對於兩地的差別，法顯自然也十分清楚，然而，兩人的態度和行動卻截然不同。道整看到這種差別之後，想到的是永遠不再轉生到“秦土邊地”，幾乎到了以身爲漢僧是恥辱的地步。在這裹，道整只有虔誠的信仰，沒有愛國的情懷。法顯則完全不一樣，其求法初衷不改，其歸國決心不動搖：“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從這裹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只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沒有熾熱的愛國情懷，不足以創造奇迹、完成求法壯舉。
此後，法顯還在多摩梨帝國(在今印度加爾各答西南)住了兩年，“寫經及畫像”。時間在義熙四年到五年(408—409)。法顯又在師子國住了兩年，“更求得《彌沙塞律》(即《五分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複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從踏上西行之路到准備回國的最後一刻，法顯都把“漠土”挂在心上。
法顯回國之後，原打算去長安，看望久別的故人，但是，爲了盡早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據《法顯傳》記載：“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憚師出經律。”義熙九年(413)秋天，法顯到達建康，住在道場寺，與早於他到達的天竺禅師佛陀跋陀羅共同譯經，並得到寶雲的支持。據載，共翻譯約百余萬言。在413年開始准備翻譯經典時，法顯年齡應該在七十七歲到八十歲之間。
法顯共參與翻譯了六部典籍，其中，《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一卷；到梁代已經遺失的有叁部：《雜阿毗昙心》十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方等泥洹經》二卷。此外，法顯帶回的梵本《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彌沙塞律》、《薩婆多律》等，都沒有來得及翻譯。在所譯典籍中，《摩诃僧只律》於晉義熙十二年(416)十一月始譯，十四年(418)二月譯出，這是部派佛教時期大衆部所傳的完備戒律書，對研究印度佛教有寶貴的資料價值。此書與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並列爲現存完整的佛教四大部律藏。在這四部律中，法顯一人分別從中天竺和師子國帶回了兩部。自己主持翻譯了一部(即《摩诃僧只律》)，另一部(即《五分律》)後來由佛大什、智勝、慧嚴、竺道生等人合作譯出。綜觀中國現存部派佛教時期的律藏情況，法顯求律的貢獻就顯而易見了。
《大般泥洹經》六卷，義熙十叁年(417)始譯，十四年(418)一月譯出，《出叁藏記集》記載，當時參與翻譯的有二百五十人，規模之宏大，反映了當時佛教界對這部經的重視程度。這部經的譯出，把“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介紹到了中國佛學界和思想界，開始形成影響久遠的、與般若“性空”不同的佛學另一支。法顯成爲中國曆史上介紹“佛性”論的先驅者之一，也是堅信“一切衆生”能夠“悉成平等如來法身”思想的先驅者之一。值得提及的一點是，本經卷六說到，那種不相信佛教、斷絕一切善報的人(稱爲“一闡提”)，由於罪孽深重，要永遠流轉生死，不得菩提，沒有佛性，不能成佛。所以，它的“衆生皆有佛性”的思想還不夠徹底。
然而，此經宣揚的主要思想，在當時的佛教界引起廣泛重視。慧敔在《喻疑》中說：“此經雲：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爲衆聖中王。泥洹永存，爲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H8]這段話，已經不是對《大般泥洹經》思想的簡單轉述，而是對其“衆生皆有佛性”思想的發揮和引申。從衆生都能夠經過學習而成佛，進一步論證“佛”高於“衆聖”，也就是佛教高於其他教。北涼玄始十年(421)，昙無谶譯出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內容更豐富，再創造的思維空間也更大，“佛性”思想隨後也就得到更系統的發揮和更廣泛的傳播。
(作者：魏道儒，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宗教虔誠與愛國情懷——法顯西行壯舉的精神動力》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