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虔诚与爱国情怀——法显西行壮举的精神动力
魏道儒
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几百年间，或受朝廷委派，或自发结伴西行的求法者数以千计。其中事迹最感人者，当属东晋时期的法显。
已过花甲之年，为了佛教的健康发展而踏上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已逾古稀之年，为了记录口耳相传的佛教典籍而在异国他乡苦学梵书、梵语；到了耄耋之年，为了尽早译出汉地缺少的经典而毅然取消回长安的计划。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炽热的爱国情怀相结合，是法显创造奇迹、完成壮举的不竭精神动力。
一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关他的年龄，各书记载也有不同。
关於法显的世寿，《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1)记为“春秋八十有六”。同时代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傅》谓其“春秋八十有二”。《开元释教录》与《出三藏记集》属於同类著作，但在卷三采用《高僧传》的说法，可能有其所本。在没有其他更权威的资料之前，我们采用《高僧传》的说法。
关於法显逝世的最早时间，可以参考三方面的情况来判断。其一，根据《摩诃僧只律》卷四十後所附的《摩诃僧只律私记》载，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共同翻译《摩诃僧只律》，於束晋义熙“十四年(418)二月末都讫”。所以，法显逝世至少是在418年二月之後。其二，法显共参与翻译经典六部，除了《摩诃僧只律》和《大般泥洹经》有明确翻译时间外，不能断定其他或存或佚的四部典籍都是在《摩诃僧只律》之前翻译完成。其三，《高僧传》本传和《出三藏记集》本传记载相同，均谓其“後至荆州，卒於新(辛)寺”。以上两种情况表明，法显在翻译了《摩诃僧只律》以後，还有一段时间的活动，418年不能定为法显在世的最後时间。保守的推算，法显逝世最早在419年。
法显逝世的最迟时间，可以参考《弥沙塞律》翻译一事来推测。《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记》记载：“法显……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有厨宾律师佛大(驮)什来至京都……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高僧传》卷三《佛驮什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这裏提到的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是佛驮什到建康的时间，不是法显逝世时间。再考虑到法显是在荆州逝世，不是在建康。所以，法显逝世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422年。这样，我们可以把法显逝世的时间大体确定在419年到422年的三年之内。
根据《法显传》记载，法显是於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那麽，当时他的年龄应该在六十三岁至六十六岁之间。也就是说，法显是在已过花甲之年西去求法。他游历了将近三十个国家，首尾经历十五年後，於义熙八年(412)在山东牢山登陆。当时他的年龄在七十六岁到七十九岁之间。
法显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范围之广，可谓前无古人。汤用彤先生总结说：“盖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束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末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至於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路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实际上，在千余年的西行求法史中，以如此高龄兼走陆路与水陆，除法显之外没有第二人。
法显西行求法取得成功，同时代的人也认为这是空前的壮举，并且高度赞扬他的精神：“於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束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後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可以说，这裏的“诚”，就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这裹的“志”，就是报效祖国的壮志。
法显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对後代的西行求法者具有巨大激励和鼓舞作用，唐代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涂，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胜涂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蹇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
在这裹，义净是把法显与玄奘并列。和玄奘相比，作为“创辟荒涂”的开拓者，法显除了年迈之外，路途中条件也更艰苦，遇到的凶险也更多。在西去涂中，法显除了曾得到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嵩的一般性布施资助外，此後的西进途中和返回路上，再没有获得更大的援助。对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从长安到高昌这一段路程很艰苦，但此後得到高昌王、叶护可汗以及印度的鸠摩罗王、戒日王的大力支持，情况就显著不一样了。如果说，玄奘只经历了“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的折磨，那麽，法显更承受了“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的痛苦。就玄奘本人而言，也把法显作为榜样。他在立志去西域时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
法显首先经历了陆路的艰难险阻，在“西度流沙(从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当他从海路返国时，所经历的艰辛绝对不亚於陆路。“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有的时候，要“遇黑暴雨”的袭击；有的时候，由於“粮食、水浆将尽，取海咸水作食”。经受这样的肉体折磨已经很难承受，接踵而来的还有精神上的蹂躏。当一夜暴风雨过後，船上的诸位婆罗门竟然商议：船上“坐载此沙门(指法显)，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睑”。经过他原来的施主舍命保护，法显才免遭被弃置海中荒岛上的厄运。法显是於义熙七年(411)八月左右搭乘商船从师子国返回，其年龄大约在七十五到七十八岁之间。
当时有人觉得法显所述的西行经历太简略，劝他记述得更详细一些。他重新叙述之後，“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睑，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法显这样有钢铁般毅力的人回忆西行所历也要“心动汗流”，可见历经了怎样的劫难。他清楚的知道，他的西行求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与法显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在张掖等地相遇结伴同行的有智严、慧简、僧绍、实云、僧景、慧达，共计十一人。其中，智严、慧简、慧嵬、慧达、实云、僧景等六人先後中途折返。僧绍随胡僧到厨宾，慧景死於小雪山(今贾拉拉巴德城南边的塞费德科山)，慧应死於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佛鉢寺，道整留住中天竺。只有法显一人以过花甲、逾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壮举。
法显能够毅然西行并成功返国，不仅是因为他有著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他有著炽热的爱国情怀。当他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伽蓝见到汉地的一把白绢扇时，几句对见到故乡物品的叙述，把他的爱国深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谓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於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法显怀念祖国人民，怀念祖国的山川草木。今天读到这段记述，让人感觉不到一千六百年时间的遥远。虔诚信仰不能取代爱国情怀，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法显求法成功的精神动力。从古到今，在不同时代，人们的信仰有不同，认识有差别，但像法显具有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为国献身精神，始终是民族的魂魄。
法显西行求法有著明确的目的。他自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普遍要求。需要更完备的戒律典籍，既与当时佛教特殊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当时佛教典籍翻译的状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有志於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信徒的追求。
首先，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内地，纷纷建立地方政权。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大量下层群众或者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纷纷进入寺院，以便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佛教经历了超常规的迅速发展。当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各州郡，寺院不断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当时寺院的出家人都过著白耕自食的生活，而且寺院的规模也比较大，聚集上百名乃至几百名僧人的寺院并不罕见。法显出国时所在的寺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法显为沙弥时，与同学数十人在田地裹割稻子。一天，遇到“饥贼”来抢夺稻谷，其他的小沙弥都惊恐逃走，只有法显留下来，和抢夺稻谷的贼人交谈，把他们说服，保护了寺院的粮食。对法显的表现，“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从这个事例来看，佛教僧团的急剧膨胀；，主要是由於大量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快速涌入引起。随著寺院规模的扩大，僧众的增加，客观上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寺院制度，制订规范僧人修行生活的纪律，订立协调僧众关系的准则等。
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主要依赖外来佛教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与唐代及其以後的佛教自主发展的形势不同。因此，规范僧人的修行生活，使佛教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有来自“佛国”的现成戒律典籍，因为只有这样的典籍才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完备的戒律，就成为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教徒的心愿。法显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从当时佛教经典的输入情况来看，律藏部分恰恰又是很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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