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在法显时代，大量的汉译大小乘经典已经流传，但戒律典籍明显不多。当时翻译出的比丘尼戒律有：《比丘尼戒》一卷，由西晋竺法护译出；《比丘尼大戒》一卷，前秦昙摩持、竺佛念译出，它们都是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节译摘译。关於比丘的戒律有：三国魏昙柯迦罗翻译的《僧只戒本》一卷，这是大众部戒律《摩诃僧只律》的一部分。前秦昙摩持、竺佛念翻译的《十诵比丘戒本》一卷，这是《十诵律》的部分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佛教界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些戒律书并不完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确定在天竺存在著更完备的律藏，这是促成法显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显未出发之前，就认识到漠地的戒律典籍是“残缺”的。而到了天竺之後，他又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务必寻找“备悉”的和汉地没有的戒律典籍。
法显在出国之前认识到戒律不完备，立志寻求律藏，并把这个目的贯彻到十五年的旅行始终。然而，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获得特定戒律典籍的特殊困难。据《法显传》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按照这个记载，北天竺不是没有戒律典籍，而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律书。他当时还不善梵书、梵语，没有办法把口耳相传的律藏写下来。所以，他不顾路涂遥远，辗转行进到中天竺，希望在那裏找到文字典籍。
然而，中天竺的情况和北天竺差不多，重要的典籍也是师徒口耳相传。要得到这些典籍，必须自己写下来。而要写下这些典籍，则必须通晓梵语并能够书写其文字。法显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汉地已经翻译出的律藏情况，搜求最需要的和最完备的典籍，然後再学习梵语和梵书，把它们书写下来。在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他找到了理想的戒律本子：“於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只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於只洹精舍得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於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因为汉地的律藏“残缺”，所以，他要找这种“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於文字。”
他在这裹得到经律之後，就住下来，学习梵语和文字书写，并且抄写律书：“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法显在这裹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时间，大约是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也就是西行後的第七至九年。405年他开始学习并写律时，年龄应该在六十九岁到七十一岁之间；407年写律完毕离开时，年龄在七十一岁到七十三岁之间。
以这样的高龄学习新语言，并且以梵字写律，感动了当时寺院中的僧人。据说：“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这位优婆塞所在的地方，正是法显学习和写律的地方。据载，“法显於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指《摩诃僧只律》)还扬州”。因此，伽罗先是法显以古稀之年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见证者。他被法显的精神所感动，替法显写下《大般泥洹经》六卷。法显带回此经并译出，在佛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显求律的赤诚，和他的同伴道整形成了鲜明对照：“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道整所看到的当地佛教僧众持戒严谨，无疑是事实。当时汉地缺少必要的戒律典籍，许多僧人没有依戒修行，也是实际情况。对於两地的差别，法显自然也十分清楚，然而，两人的态度和行动却截然不同。道整看到这种差别之後，想到的是永远不再转生到“秦土边地”，几乎到了以身为汉僧是耻辱的地步。在这裹，道整只有虔诚的信仰，没有爱国的情怀。法显则完全不一样，其求法初衷不改，其归国决心不动摇：“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於是独还。”从这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没有炽热的爱国情怀，不足以创造奇迹、完成求法壮举。
此後，法显还在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时间在义熙四年到五年(408—409)。法显又在师子国住了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即《五分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从踏上西行之路到准备回国的最後一刻，法显都把“漠土”挂在心上。
法显回国之後，原打算去长安，看望久别的故人，但是，为了尽早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法显传》记载：“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惮师出经律。”义熙九年(413)秋天，法显到达建康，住在道场寺，与早於他到达的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共同译经，并得到宝云的支持。据载，共翻译约百余万言。在413年开始准备翻译经典时，法显年龄应该在七十七岁到八十岁之间。
法显共参与翻译了六部典籍，其中，《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一卷；到梁代已经遗失的有三部：《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此外，法显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等，都没有来得及翻译。在所译典籍中，《摩诃僧只律》於晋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始译，十四年(418)二月译出，这是部派佛教时期大众部所传的完备戒律书，对研究印度佛教有宝贵的资料价值。此书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并列为现存完整的佛教四大部律藏。在这四部律中，法显一人分别从中天竺和师子国带回了两部。自己主持翻译了一部(即《摩诃僧只律》)，另一部(即《五分律》)後来由佛大什、智胜、慧严、竺道生等人合作译出。综观中国现存部派佛教时期的律藏情况，法显求律的贡献就显而易见了。
《大般泥洹经》六卷，义熙十三年(417)始译，十四年(418)一月译出，《出三藏记集》记载，当时参与翻译的有二百五十人，规模之宏大，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这部经的重视程度。这部经的译出，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佛学界和思想界，开始形成影响久远的、与般若“性空”不同的佛学另一支。法显成为中国历史上介绍“佛性”论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坚信“一切众生”能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本经卷六说到，那种不相信佛教、断绝一切善报的人(称为“一阐提”)，由於罪孽深重，要永远流转生死，不得菩提，没有佛性，不能成佛。所以，它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还不够彻底。
然而，此经宣扬的主要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广泛重视。慧敔在《喻疑》中说：“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H8]这段话，已经不是对《大般泥洹经》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其“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挥和引申。从众生都能够经过学习而成佛，进一步论证“佛”高於“众圣”，也就是佛教高於其他教。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内容更丰富，再创造的思维空间也更大，“佛性”思想随後也就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和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宗教虔诚与爱国情怀——法显西行壮举的精神动力》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