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珍與華嚴宗源
徐文明
宗派的産生就如江河的發源一樣，往往有衆多的溪流作爲源泉，衆流彙聚，便形成了大江大河。華嚴宗的産生也是如此，源自許多佛教宗派，再經過智俨、法藏等大師的創造性的融彙和提升，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派。有許多的佛教大師爲華嚴宗的創立和發源做了貢獻，慧日僧珍便是其中一位。
據《續高僧傳》卷二十五《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戌，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禅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
，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叁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1]
法順(557-640)俗姓杜，故又稱杜順，生多靈異，號稱神僧，爲華嚴宗初祖。法順所事的僧珍禅師不見僧傳，其他事迹不明，只知他俗姓魏氏，曾在京東馬頭一帶建寺，感一黃犬前來隨喜，負土往還，勞而不倦。隋文帝聞之，賜米賞之。
僧珍事迹，與隋智者大師弟子僧珍頗有相似。據《佛祖統紀》卷九：
禅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州。朝廷舉師，往住慧日。時論是之(佛道論衡)。[2]
這一記載過于簡略，且有錯誤，據《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叁：
炀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征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其員。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炀國師智顗禅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绮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缋瓌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思也。[3]
這段記載主要是說慧乘(555-630)，間及僧珍。從中可知，僧珍確實是智顗弟子，曾居慧日道場，但他是在隋朝因“行解有聲”而“追住慧日”，在唐朝則爲勝光寺主。朝廷簡取的配住同州、華州是在洛陽王世充治下的僧人，時任長安勝光寺主的僧珍是接收者，不是配住的對象。
據《國清百錄》卷二《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禅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于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禅師已下。即建深善，辄以谘知。[4]
這封書作于開皇十二年(592)十月十日，這表明此時楊廣已經建立了慧日道場和法雲道場，但安置的是智者同門南嶽僧照禅師和當時名僧江陵法論法師，法雲道場的潭州覺禅師，也有可能爲智者同門。如此僧珍最早是于開皇十二年征入慧日，但初被召入的都是前輩高僧，僧珍也有可能稍後來此。
楊廣即位之後，又在東都洛陽建立慧日道場，慧乘等慧日高僧又遷至此，楊廣大業末下揚州時，他們留了下來，後洛陽爲王世充所據，是以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後，他們又應召入京。當時有二百高僧配住京城附近的同州、華州，只有五人有資格進入京城大寺，受天策大將軍李世民供養。慧乘、道宗(563-623)、辯相(約557-約627)號稱洛陽叁大高僧，故得以應選。由于當時僧珍爲勝光寺主，與慧乘曾經同爲慧日高僧，志同道合，是以慧乘等選擇了勝光寺。僧珍與當時的秦王、後來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素有交情，因此秦國的供養大多數都送到了勝光寺，是以此寺建得非常豪華，富麗堂皇。
從中可知，僧珍並沒有象其他慧日高僧那樣到洛陽，而是留在了長安，因而未受王世充的牽連，得到唐王朝的崇奉，他與李世民關系密切，長期擔任京城大寺勝光寺的寺主，地位很高。李世民還將自己所用的袈裟送給他，這是難得的禮遇。據《量處輕重儀》卷二：
近貞觀中，太宗以所著七條納施勝光寺僧珍法師，價直叁萬，及終後還追入內。又以所著七條與恭、宣二法師，令製詩先成者與之。及作，一時成，令學士評其勝劣，俱雲一等。因令市估，價直六萬，乃進衣出絹，人付百段。又賜玄奘法師一納，今現在。[5]
此事又載于《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七：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針線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鹹無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爲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隨逐。往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爲朝野所稱。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來谒龍顔，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熏。不持金作縷，還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氤氲。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公詩末雲：“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匹。即此納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6]
這一記載更加詳細，只是有些說法有誤。這一袈裟價值數萬，豈只百金！《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稱“因賜摩雲納袈裟一領，妙絕今古，價直萬金。”[7]太宗只所以不給道恭、慧宣，不是因爲二人德行不夠，而是唯此一領，沒有辦法分給二人，只能按照市值人賜百段，以抵袈裟，並非太宗覺得二人配不上，只有玄奘的盛德才宜服用。這領袈裟是太宗令後宮製作，製之數年方成，觀之不見針線出入，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足見其珍貴，太宗常行出巡，都帶著它，可見對之非常珍視。太宗將如此珍貴的袈裟首先贈給僧珍，足以體現僧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其特別珍稀，是以僧珍亡後，又將此袈裟收回。依照上說，後來貞觀二十二年(648)秋七月時此袈裟又賜給了玄奘。
據《辯正論》卷四：
其年仲冬，勝光寺主僧珍，奉勅就宮迎像，于勝光寺供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經叁七日，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王公並來行香。[8]
貞觀叁年(629)冬，太宗令後宮造釋迦繡像一幅，並勅僧珍迎于皇宮，在勝光寺供養。四年元日，請諸寺大德四十九人，叁七日行道慶像，後又設千僧會，王公大人並來行香。這一方面表現了太宗對佛教的崇奉，另一方面更是體現了僧珍的地位。
僧珍還作爲義學大德參與譯經。據《大乘莊嚴經論》卷一：
摩伽陀國叁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明友，即中天竺剎利王之種姓也。以大唐貞觀元年十二月入京。法師戒行精勤，才識明敏，至德鄰于初果，多能亞夫將聖。繼澄什之清塵，來儀上國；摽生遠之逸氣，高步玄門。帝心簡在，皇儲禮敬。其博聞強記，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許。粵以貞觀四年，恭承明诏，又勅尚書左仆射[邱-丘+千]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倫铨定，義學法師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昙藏、智首、道嶽、惠明、僧辯、僧珍、法琳、靈佳、慧赜、慧淨、玄谟、僧伽等，于勝光寺共成勝業。又勅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監掌修緝。叁藏法師雲，外國凡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若于此不通，未可弘法。是以覃思專精，特加研究。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文。玄谟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譯語，一無纰謬。以七年獻春此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叁卷，二十四品。勅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雲爾。[9]
這是李百藥爲《大乘莊嚴經論》作的《序》。波頗譯言明友，于貞觀元年(627)來華，始住大興善寺，後稱居勝光寺，共翻譯了《大集寶星經》、《般若燈論釋》、《大乘莊嚴經論》叁部佛經。
僧珍應當參與了叁部經的翻譯，但《大集寶星經》法琳《序》但言“沙門慧乘等證義”，未細述其他證義大德之名。據《般若燈論釋》慧赜《序》：
四年六月，移住勝光。乃召義學沙門慧乘、慧朗、法常、昙藏、智首、慧明、道嶽、僧辯、僧珍、智解、文順、法琳、靈佳、慧赜、慧淨等傳譯，沙門玄谟、僧伽及叁藏同學崛多律師等，同作證明，對翻此論。尚書左仆射邠國公房玄齡，太子詹事杜正倫，禮部尚書趙郡王李孝恭等，並是翊聖賢臣，佐時匡濟，盡忠貞而事主，外形骸以求法。自聖君肇慮，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資開發。監譯勅使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蕭璟，信根笃始，慧力要終，寂慮尋真，虛心慕道，贊揚影響，勸助無辍。其諸德僧，夙興匪懈，研核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次壽星十月十七日，撿勘畢了。[10]
《般若燈論釋》從貞觀四年(630)六月始，至六年(632)十月十七日譯畢。是論在勝光寺翻譯，作爲寺主的僧珍當然要參與。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說法中，都是將慧乘放在第一位，僧珍的排名似乎很靠後，這究竟是由于在義學成就上慧乘更高一些，還是由于年資，不好定論。
若論年資，慧乘(555-630)，法常(567-645)、昙藏(567-635)，僧辯(568-642)，智首(567-635)，道嶽(568-636)，法琳(572-640)，慧赜(590-646)，慧淨(約578-645後)，慧明、玄谟雖然生卒不明，然後來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歸國後他們仍然在世，並且參與譯經，表明其生年不會太早。如此慧乘比其他人都要大十幾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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