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應當排在第一，而與慧乘同爲慧日高僧的僧珍肯定比法常等人年資高，爲何排名如此靠後呢？難道是由于僧珍以禅法著稱，非以義學見長？

　　僧珍的卒年，應當在貞觀七年(633)至十一年之間。據《續高僧傳》卷叁《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

　　尋爾而卒于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輿屍坐送，至于山所。阇維既了，沙門玄谟收拾余骸，爲之起塔于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11]

　　慧乘卒于貞觀四年(630)冬，波頗卒于貞觀七年(633)春，二人均在勝光寺入滅，亦于此建塔。波頗卒後但言建塔于慧乘塔東，未言僧珍，表明僧珍尚且在世。假如其時僧珍已然去世，作爲寺主的他自然應當在勝光寺建塔。據《舊唐書》卷叁，太宗于十一年叁月駕臨洛陽，次年二月還京。又據前述，貞觀十一年(637)時唐太宗在洛陽召見道登、慧宣，其時賜給僧珍的袈裟已經收回，這表明僧珍已經去世了。

　　進一步講，僧珍有可能是于貞觀八年初或七年末去世。貞觀八年(634)，太宗爲其母永穆太後追福，于舊宅建弘福寺，並招名德五十人入住。依照太宗對僧珍的崇奉程度，理應以他主持。然而弘福寺實以智首爲上座、慧斌(574-645)爲寺主，且請僧辯、玄會、靈潤、智晔、慧雲、靈範等入住，根本沒有提到僧珍，從資曆和名氣來講，這些人都遠不及僧珍，這只能理解爲僧珍已經去世了。

　　僧珍的生年已不可考。既然他是智者大師的弟子，又是楊廣爲晉王時在揚州所建慧日道場的高僧，其生年至少應當和慧乘差不多，在陳天嘉元年(560)以前。

　　僧珍有沒有可能就是杜順之師因聖寺僧珍呢？從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兩個人確實有不少相近之處，一是法名完全一樣，當時叫這個法名的有名的僧人並不多；二是時代相近，都活動在隋唐時期；叁是地域相同，都長期在京師長安一帶弘法；四是都以禅學著稱，號稱禅師。

　　然而仔細推斷，還是有不少問題。杜順“十八歲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禅師，受持定業”，可以理解爲杜順十八歲時便從僧珍出家，也可以理解成他十八出家，後從僧珍習定。如果按照前說，則北周建德叁年(574)時僧珍就已經開始弘法授徒了。周建德叁年即陳太建六年，智者時在金陵傳教，既然僧珍爲智者弟子，那麼他也應當是在金陵從智者習禅。如此他應當是智者最早的弟子之一，而且還要從金陵來到長安弘法，其間的困難肯定不少。如果依照後說，則是杜順先出家，後從僧珍，因爲因聖寺的修建是在隋朝，故有隋高祖賜米于靈犬之說。隋時不僅北方早已統一，而且以崇佛著稱的文帝對于不少僧人有吸引力，是以昙遷(542-607)等許多北方僧人在隋初離陳北歸。假如僧珍本爲北方人，此時也有可能象昙遷、靖嵩(537-614)等人那樣北上，也有可能和昙遷一樣(或更早)應召入京。

　　僧珍與昙遷應當關系密切。他長期擔任勝光寺主，而此寺恰是隋時爲昙遷而建。據《續高僧傳》卷十八昙遷本傳：

　　尋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12]

　　此事發生在開皇十年(590)，其年春，文帝駕至晉陽，昙遷隨行。當時並州有很多的私度僧人，來求公貫，文帝欲許之，昙遷乃勸文帝更示恩典，普及天下私度僧人，文帝乃下诏准許十年四月以前所有私度僧人出家。其後不久，又下敕于京城置勝光寺，以蜀王秀爲檀越，安置昙遷徒衆六十余人。這表明勝光寺在隋朝主要是屬于昙遷一派的。

　　又據《續高僧傳》卷十二靈幹傳：

　　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今住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裏雲。[13]

　　靈辯(586-663)，爲其伯父靈幹(535-612)的弟子，靈幹將其撫養成人，資其出家，並授以經義。靈辯十叁歲出家，便住勝光寺，時在開皇十八年(598)，因爲靈幹與昙遷出于同門，關系密切，靈幹乃令靈辯作昙遷的侍者，後來靈辯又從昙遷弟子至相寺智正法師，因此他也算是昙遷系的傳人。道宣貞觀十九年(645)作僧傳時，靈辯仍住勝光寺，並且被推舉爲該寺的叁綱，直到後來慈恩寺(始建于貞觀二十二年648)建成之後，他才到慈恩寺。如此靈辯在勝光寺前後住止近五十載，他以弘揚《華嚴》而擅名京城，是當時最爲著名的華嚴學者之一。[14]如此勝光寺在唐代依然保持了弘揚華嚴的傳統，爲華嚴學重要基地之一。

　　僧珍何時住止勝光寺不詳，但他在唐初便爲此寺寺主，可見至少在隋朝便已經住止此寺了。雖然他是智者大師的弟子，以天臺學爲本，但既然長期擔任勝光寺寺主，與華嚴學當然也不無關系。僧珍與昙遷可能有師友之誼。

　　如果這樣，僧珍有可能爲杜順之師，則按照常理，他應當長杜順十歲，如此他應生于梁太清元年(547)左右。

　　雖然有衆多的理由可以認定慧日僧珍與因聖寺僧珍爲一人，但其中還是有不少的疑問。如道宣雖然是僧珍的後輩，但基本上算是同一時代的人，但他卻未言僧珍與法順的關系，也未給深受太宗崇奉的僧珍立傳。再者，後世無論是華嚴宗還是天臺宗，都無人論及僧珍與華嚴宗的關系，華嚴宗當然不願提及，天臺宗爲何也不發一言，難道是因爲時代久遠，不得其情麼？

　　無論僧珍是不是杜順之師，僧珍對華嚴學仍然是有影響的，他是華嚴宗與天臺宗早期相互溝通的重要代表。僧珍是唐初天臺宗在京城的最重要的代表，也是唐代政治地位最高的天臺宗大師，對維護天臺宗作爲全國性宗派的地位作了很大貢獻。由于僧傳失載，他的傳人不得其詳，但他肯定有不少門人，後世楚金等曾列了一個天臺宗七代傳法譜系，在這一譜系中，或許有僧珍的位置，因爲這一傳承主要是兩京特別是長安地區的天臺宗系統。

　　注釋：

　　[1]大正藏50冊，653頁中。

　　[2]大正藏49冊，199頁下。

　　[3]大正藏52冊，382頁上、中。

　　[4]大正藏46冊，806頁上。

　　[5]大正藏45冊，851頁下。

　　[6]大正藏50冊，258頁中下。

　　[7]大正藏50冊，218頁中。

　　[8]大正藏52冊，512頁下。

　　[9]大正藏31冊，590頁上。

　　[10]大正藏30冊，51頁上、中。

　　[11]大正藏50冊，440頁中。

　　[12]大正藏50冊，573頁上。

　　[13]大正藏50冊，518頁下。

　　[14]靈辯事迹，參見《華嚴經傳記》卷叁。

《僧珍與華嚴宗源》全文閱讀結束。